1985年6月，近平同志到厦门来工作，担任副市长，很想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民情，想借几本相关的书籍，便通过人找到了我。作为地方史志工作者，听说新来的市领导首先就借阅地方史志，我非常高兴。我把我的那本《厦门地方史讲稿》，加上那本道光年间的《厦门志》转借给他。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同志约我到他住的地方聊一聊，跟他讲讲厦门的历史，我俩就在他的卧室边抽烟边喝茶，一打开话匣子就聊得相当投机，非常谈得来。握手告别时，他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赶紧说：“过奖了，不敢当。”按说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他本可以不跟我说这样的话。但听得出来，他这话是言之由衷的。他这么说，让我非常感动。

采访对象：

洪卜仁，1928年6月生，福建厦门人，民盟成员。新中国成立前任报刊记者、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小学校长、中学历史老师。1983年至1992年任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编审，兼任厦门市社科联副主席、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后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厦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高级顾问。2019年5月20日因病去世。

采访组：洪老师您好，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1985年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时，您任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当时你们是如何认识的？

洪卜仁：1983年，为了让工青妇（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干部了解厦门历史，市委宣传部开办了“厦门地方史讲习班”。我1983年6月接任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应邀为讲习班讲课。讲完后，市总工会根据录音整理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厦门地方史讲稿》，大约10万字，由我审定后内部发行。

1985年6月，近平同志到厦门来工作，担任副市长，很想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民情，想借几本相关的书籍，便通过人找到了我。作为地方史志工作者，听说新来的市领导首先就借阅地方史志，我非常高兴。当时的情况是，只有旧志，就是道光年间编纂的《厦门志》，之后民国年间编纂有一个《厦门市志》尚未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这一本也没有整理出版。近平同志希望看时代近一些的、稍微简单一点儿的地方志。我就把我的那本《厦门地方史讲稿》，加上那本道光年间的《厦门志》，转借给他。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同志约我到他住的地方聊一聊，跟他讲讲厦门的历史，并和我约了时间和地点。那天晚饭后，我就骑车去找近平同志了。当时他还没有结婚，单身一人住在图强路市委宿舍三楼，我就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我俩就在他的卧室边抽烟边喝茶，一打开话匣子就聊得相当投机，非常谈得来。

我们不知不觉聊到晚上11点多钟。近平同志送我出来，握手告别时，他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赶紧说：“过奖了，不敢当。”按说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他本可以不跟我说这样的话。但听得出来，他这话是言之由衷的。他这么说，让我非常感动。

采访组：这次聊天，他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洪卜仁：这次谈话，让我觉得近平同志和我当年接触过的有些领导相比，确实有点不一样，感觉他很不平凡。首先，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鸿沟。他是副市长，我是市政府工作部门一个副主任，差得老远的，但我感觉他没有把我放到下属的位置上，而是虚心与我探讨历史问题。再就是感觉我们之间没有代沟。1985年，我已经将近60岁了，他那年才32岁。虽然我们的谈吐和表达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谈话是非常融洽的。我们聊天的时候，有什么讲什么。从聊天中能够感到，他非常想了解厦门的情况。像他这样对地方志、对历史重视的领导真是不多见的。还有就是感觉他非常平易近人，谦和礼貌。他称呼我“洪老师”，这让我感到非常亲切。

采访组：洪老师，能否讲讲你们在聊天中主要交流了哪些内容？

洪卜仁：好的。因为我们聊天不是在近平同志的办公室，而是晚上在他家里，氛围比较轻松，所以聊得也就比较自然。我们交流厦门的地方史，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从唐代开发厦门的“南陈北薛”，一直到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和发展，聊的范围很广。他不时插话。在我们见面聊天之前，他已经看过我写的那本《厦门地方史讲稿》，所以我介绍情况过程中，他经常会向我提问。

比如讲到“南陈北薛”时，我说根据《厦门志》和好多地方史书文献记载，对唐代迁居厦门的汉族人历来都有“南陈北薛”的说法，指的就是洪济山下的南面和北面，有姓陈和姓薛的聚族而居。我说到陈姓是从长安来的，他就说：“哦，还是从我们陕西来的。”

我讲到，厦门历史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华侨关系密切、和台湾关系特殊。他听了很有兴趣，可能他过去对华侨、对台湾这些方面接触得比较少，所以一说起这些，他好像兴趣就更强烈了。我跟他讲，厦门是华侨进出祖国的主要港口，也是福建侨汇的集中地，闽南地区的华侨出国、回国都要经过厦门，厦门近代化城市建设，大部分也是华侨投资建成的。我还跟他讲，清政府在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后，台湾和厦门是同一个行政单位，叫做台厦兵备道，既管台湾也管厦门。从那时候到雍正年间，有43年台湾和厦门都是同属一个行政区划。另外，清政府收复台湾后，还规定了一条：所有大陆与台湾的交往，不论官方或民间，都只能通过厦门对台湾的鹿耳门渡口这个唯一通道来进行，这就是厦门与鹿耳门的单口对渡。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这种关系维持了整整100年时间。

当时由于时间所限，我讲得不是太充分，所以他会经常提问，打破砂锅问到底。讲到最后，他还问到了厦门的市场情况等。

我后来跟别人讲，这个新领导很不简单，他对厦门的历史这么重视，说明他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也一定会很关注厦门的发展。后来果然是这样，他的确很想干一番事业。那次聊天后没过多久，我听说他在主持农村工作会议的时候，还谈起古代厦门“南陈北薛”的典故。近平同志刚来厦门工作，就对厦门的历史如此清楚，这让与会的同志感到很惊讶，也很佩服。

采访组：洪老师，您作为方志办的副主任，还和他有哪些接触？

洪卜仁：我1983年到1992年间，一直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我去他家的次数也不多，就是开会碰到了说说话。我印象中，要地方志办公室提供材料的领导同志一共有三位，第一位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然后就是近平同志，后来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所以当近平同志提出要了解地方志的时候，我受宠若惊，非常高兴地接待他。

我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研究，所以我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任何一位领导。包括我自己写的书，也从来没有主动去送给领导。我感到近平同志对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想了解，即使有些不是他分管的工作也同样希望多了解，感觉他是个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敢担当的领导干部。

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我作为方志办副主任，主要在两件事情上和他还有较多接触。一件是编写《厦门经济特区》一书，这是第一本公开对外介绍厦门经济特区的专著，厦门与新华出版社合作，近平同志是副主编，我是执行编辑。因为编书的缘故，我们接触的时间比较长。

另一件事，就是后来近平同志主持“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编写《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项工作是他主抓的，最后真的做出来了。我感觉当时在全国，能进行这样的战略研究的地方似乎不多。方志办也参加了这个研究项目，与统计局合作承担了其中一个课题，其中有关厦门市经济社会演变这一部分内容由我执笔。正是因为编这本书的缘故，我与近平同志有一些交流的机会。当时拍了照片，但我现在找不到了。我属于“不叫不去，有叫必去”的那种人，我知道他很忙，所以没有特意主动去找他交流。他当时除和省里同志交流，也邀请了省外专家听取意见。在组稿写稿过程中，他讲过几次话，主要讲写作的侧重点。

我和近平同志还有一些接触，就是我作为社科联副主席，邀请海外学者交流，他偶尔也参加。有一次，当时新加坡驻日本和韩国的特命全权大使黄望青来厦门，我以社科联名义请他。黄望青是研究经济的，祖籍鼓浪屿。当时我请黄望青讲课的地方在位于中山公园的厦门市影剧院里面的一个房间，那次近平同志也来了。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后来还有联系吗？

洪卜仁：后来我们就没有再怎么联系了。在他离开厦门好多年后，他在省里当省长，有一次在鼓浪屿音乐厅听钢琴演奏，演奏结束，音乐厅灯光亮起来，我看到他，他也看到了我。他当时坐第五排，我好像是坐第二或者第三排，我记得陪同近平同志一道的还有当时的厦门市长朱亚衍、市委常委黄杰成。散场以后，我们互相点点头，没想到他还记得我，喊我一声“洪老师”，这让我难以忘怀。

（转载自2019年8月2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