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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应不应该公开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公开资料显示，韩国其实早在十年前就建立了性罪犯者的信息披露机制。

2010年，韩国修订《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可公开重犯身份。同年，韩国国会通过《化学阉割法案》后，韩国女性与家庭部公开首批10名20至50多岁对13岁以下儿童实施性犯罪者的信息和照片。后来又添加了针对成年人的性犯罪者。

只需通过网站的成人验证，就可以看到性犯罪者的照片、姓名、年龄、身高、体重、住址等基本信息，但不能截图传播。信息公开时长根据判决严重程度有所不同——最少10年，监禁时间越久，信息公开时间越长。

不过，彼时的法律仅限定在已经定罪的性犯罪者，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可以公开嫌疑人的身份信息，直到《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的实施。

韩国《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第25条规定，检察官和警察有充分证据相信性暴力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并且只涉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防止累犯和预防犯罪等公共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公开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例如长相，姓名和年龄。

警方正是依据这一条，决定公开赵主彬的照片和身份信息。

不过，每次大案要案的出现，都伴随着是否应该公开嫌疑人身份信息的争论，去年公布“素媛案”嫌疑人的照片是如此，此次的“N号房”事件亦是如此。

“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对南都记者表示，现在韩国民众对于赵主彬的愤慨程度极高，所以公开他的身份信息没有太大问题，但再过几十年，如果民众有了不一样的认识角度，可能就不会公开了。

他指出，从理论上来说，对性犯罪者和对犯罪嫌疑人的披露是不一样的，如果响应民众呼吁，等于把社会防卫提前了。“突发事件实际上对民众的阶段性心理倾向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刺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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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谁有权公开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尽管《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的相关规定中并不包括媒体，SBS电视台却早于警方，先一步公布了赵主彬的身份信息。

对此，SBS在相关报道中表示，“这是针对青少年的残酷性犯罪，是一种会给受害者留下不可挽回的伤疤的严重犯罪。因此我们决定将嫌疑人的长相和姓名跟独家报道一起发布，以防止进一步伤害，并找出其他尚未发现的犯罪以协助调查。”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这在韩国并非首例。

2019年4月24日，“素媛案”嫌疑人赵斗淳的长相也是由韩国MBC电视台率先公开，节目组称“反复思考后认为国民安全大于罪犯肖像权”。在案件发生的2008年，韩国公开特定暴力犯罪嫌疑人面部的法规尚未出台。

“素媛案”凶手赵斗淳。图自网络

吴沈括指出，这要看韩国法律对媒体是否有相关限制性要求。“目前我没有看到有意见主张说韩国媒体做法不符合法律，倒推来看的话，应该没有明显直接的违法性”，他说，可以认为媒体从公共利益保护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价值选择”。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孟洁则认为，警方公布信息时需要依据相应的法律，信息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姓名、年龄和长相之内；而媒体在获取的信息有限且无法保证准确性的情况下，批露过多个人信息，也是对嫌疑人权利的侵犯，还容易殃及其他人。

比如媒体就公开了赵主彬就读的学校。她提到，这可能会连累他的同学被“人肉”，影响他们的声誉，或者打扰到他们的正常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平衡。虽然媒体的初衷可能是提前保护民众的安全，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嫌疑人的权利。“

“此外，媒体获取信息的渠道也难以保证，可能是记者‘人肉’出来的，也可能是通过警方的内部关系获知的”，孟洁指出，一旦来源出现问题，媒体公布的内容可能也未必完全准确，反而可能对嫌疑人的名誉造成损害。

“这个尺度的把握应该不在媒体本身，对吧？”因此，她认为，案件的口径和发布点还是应该以警方为主。她表示，在审判还没进行之前，媒体提前公布嫌疑人信息可能会形成事前舆论，进而干扰审判，可能造成司法不公正。

采写：南都记者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