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桑文明史的最早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

这件艺术品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它的做工十分精致，腹足、胸足、头部组合明晰，和现代的家蚕极为相似，同时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与蚕吐丝或即将吐丝时的造型高度契合。

这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时期与养蚕及丝绸起源相关联的、比较直观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牙雕蚕的发现，对顾万发而言别具意义，因为双槐树遗址的发掘初衷就是寻找丝绸之源。

“丝绸和玉都是中华文明的高端代表，关于玉的研究和发现很多，丝绸少有人关注。丝绸这种高科技产物的产生，一定有相应的社会理念和人力物力财力做支撑，背后肯定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如果找到了，所谓‘中原文明洼地’的问题就解决了。”顾万发说，他不相信距今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没东西，从气候、环境、资源和传说等各方面看都没道理。

正是在这种理念驱使下，加上从考古科研角度呼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起，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考古发掘项目，对郑州周边相关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工作。

随着河南荥阳的汪沟遗址、青台遗址、郑州西南郊区的黄岗寺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等一系列仰韶文化城址被发现，一个具有早期城市群性质的大型聚落集团面貌逐渐清晰，形成了黄帝时期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核心地区。

不久前，研究人员在汪沟遗址出土瓮棺里的头盖骨附着物和瓮底土样中，检测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桑蚕丝残留物，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丝织品，令学术界大为振奋。

这些丝绸是用来包裹亡童下葬的。事实上，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聚落群发现好几处蚕丝裹着孩童放在瓮棺里。为什么死后要裹蚕衣？因为当时的人们希望死后像蚕破茧飞天一样复活。孩童的瓮棺也多为小口尖底瓶，形似蚕蛹，体现了先民对蚕神的崇拜。

“谁都想死了以后变神仙，中华文明古老朴素的修行思想在这个时候相对成熟了，先民有了重生的精神追求，并且想办法去实现。”顾万发推测，也许正是因为原始崇拜，先民才会去驯化野蚕，使用蚕丝，牙雕蚕说明他们已非常熟悉蚕的生长习性。

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丝绸技术已趋于成熟。在汪沟遗址的出土残片中，有一块“绫罗绸缎”中的罗织物，且经过染色处理。为防止掉色，先民对这块染色罗进行脱胶，生丝脱胶后称熟丝，这块罗也是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熟丝丝绸织品。

其实，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全国许多地方都开始关注蚕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发掘出半个蚕茧；河南省淅川县下王岗遗址，曾出土陶捏的蚕蛹；陕西宝鸡的一处遗址还发现了陶器上的彩绘蚕。而中原地区不仅关注蚕，还关注蚕丝。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双槐树为首的聚落，全国其他地方却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李伯谦认为，从这一角度讲，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墓葬区透露的文明发展模式

河洛古国还发现许多被后世承袭的文化传统或社会观念，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不曾中断。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其中一个墓葬区早期主体被遗址外壕和中壕及一条围沟围成一个独立的区域，应是中国早期帝王陵寝兆域制度的雏形。

发掘单位已与北京大学等12个权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对人的来源、疾病、迁徙、食谱、人地关系、古DNA等问题予以研究。专家们认为，对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处在文明起源关键时间阶段、位于黄河流域中心区域的聚落集团的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将为华夏民族的核心族系起源问题提供最为丰富的单体资料。

目前，初步获得一些有意思的发现，生活在这里的男性基本不干体力活，因为上肢极不发达。同时，男性的基因稳定一致，而女性的基因来源非常广泛复杂，由此不难产生一些大胆的联想。

“更特别的是，双槐树遗址的墓葬里随葬品很少，即使墓葬规模很大、等级很高，里面也没多少东西，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特例。”顾万发说，这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丧葬思想有关，首领掌握军事权和祭祀权，但宗教色彩不浓郁，不主张把生前的东西带到死后世界，这也是其延续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代表性观点有“满天星斗说”“相互作用圈说”“重瓣花朵说”“文明起源模式论”等。“文明起源模式论”的提出者李伯谦认为，河洛古国的一系列考古成果，为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提供了可能。

重视民生，发展农桑，重视传宗接代和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在后世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在这里，其他地方文化断了，没有延续下来。”为了帮助理解，李伯谦略带调侃地解释，很多地方推崇神权，整天拜鬼拜神影响工作，还把好东西都放在墓里或敬献给神灵，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此外，河洛古国已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表明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

遗址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陶器组合中出现的大量双腹器，如双腹盆、双腹豆、双腹碗，以及薄胎斜腹彩陶杯，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还可以看到双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岗文化折腹杯、松泽文化折肩折腹壶、大溪文化杯等文化元素。

这些器物充分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王巍认为，中原地区具有居中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文化汇聚和辐射，当时的中原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收而非排斥的态度，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未知元素待揭谜底

河洛古国吸引人一再探访，足以显示值得探究玩味的现象很多。有些尚未知晓确切答案的，也因未知的可能性平添几分神秘和魅力。

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有关于黄帝时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记载，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记载，“黄帝将亡则地裂”，表明发生了地震，黄帝部落就迁走了。巧合的是，在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多处地震引发的裂缝遗迹。

地裂缝遗迹发现于遗址内壕和中壕东南部解剖沟内，呈东西条状，错乱交叉，缝内有淤积黄土，还有明显的地层错位现象。北京大学相关专家现场确认，认为可能是地震引发的裂缝，且震级在6.0级以上。

遗址的三重环壕也有深意。从空中俯瞰，双槐树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有对外通道。今天的普通人很难想到，这些壕沟除了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可能还具备礼仪性质。

“三这个数字在古代可以与昆仑联系，因为昆仑山上住的都是神仙，所以帝王之制都经常采用三重，属于高端的礼制建筑。”顾万发说，这三重环壕并非在同一时间建成，因为建设周期太长，但是在聚落繁盛时期是共存的，这种规制也是判断遗址具有高等级性质的重要证据。

还有一处特殊遗迹，专家们至今难以定性。该遗迹位于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现存多排，已发现100多米，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类似现代铺地板砖，而且使用跨度很长，可能是一处公共场所，这种布局颇有“前殿后寝”的样子。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大量建筑基址等等，双槐树遗址所表现的这些内涵，以及种种被后世王朝文明承袭和发扬的现象，足以表明5000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相信随着考古人员的努力，河洛古国更多丰富的内涵将逐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