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得我犯罪了”

新京报：当时怎样找到的律师？

王力军：开庭前，我去区法院，看到法院对面开了一家律师服务所，我就花了100元咨询。律师说非法经营罪可能要判3至5年，罚款非法获利的1至5倍。这时候我才开始害怕了，就请个律师帮我辩护，总是比我会说，因为他懂法。

2016年4月5日开庭，15日拿到判决书，当时挺冤枉挺委屈的。请的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就5个字：无意识犯罪。

新京报：为什么不上诉？

王力军：律师觉得结果挺好的，不用坐牢，我自己不懂法律问题，也这么想，缓刑能回家种地，人生还自由一些。

当时家里没有经济条件，这是一个原因；我也认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要是上诉就像是和政府打官司，我觉得打不赢。

新京报：打官司前后花了多少钱？

王力军：罚了2万块，交了6000元的非法所得，雇律师花了5000，经侦大队、检察院这些部门要我去接受调查，来回车费，加起来花了四五万。

新京报：缓刑期间，你要做什么事情？

王力军：每个星期要给镇司法所打一个电话，汇报最近这一个星期在做什么。每个月要去司法所报到一次。还要手写这一个月对法律的认识，学习了什么法律知识。

新京报：你会怎么写？

王力军：写对法律的认识，有什么感想。比如说，写因为自己不懂法，触犯了法律，对社会造成了危害这些话，还感谢司法人员保住了我，给我在外服刑的机会，在家种地，赡养老人。每次写三四十个字。

新京报：你心里是这么想的吗？

王力军：我心里还是不理解。司法所给我发了一本《社会服刑矫正人员学习手册》，按照学习手册来写我的认识，我没看。因为我不觉得我犯罪了。

新京报：你和身边其他收购玉米的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王力军：在巴彦淖尔市，还有上千人在收购玉米，都没事，没被判刑，因为大家心里都觉得这不违法。

我自己也是种玉米的，我们拖玉米去排队卖，这是好事情，给农民节省了很多体力劳动，农民们欢迎我们这样收玉米的。

我们挣的也就是辛苦钱，一直都是谋这样的营生，怎么就犯罪了呢？心里受委屈，但是没办法，忍着吧。

“心情总是不好，憋屈得不行”

新京报：判刑之后，街坊邻居对你的态度有变化吗？

王力军：他们会说，不知道我干了什么坏事，还判了刑。有的以前关系很好，因为这个事情不再理我。我也不愿找邻居说这事，我本来话就少。

新京报：家人什么态度？

王力军：去年元月初八，我女儿出嫁，当时案子还没开庭，我不敢告诉亲家我的案子，直到案子判了，亲家离我这里不远，就知道了。他们对我的态度没变化，他们也觉得这不犯法。一家人都这么觉得，我没犯法。但想到这个事情心里都不好过，我爱人一想到我被判刑就哭鼻子。

新京报：你这两年心情怎样？

王力军：出了事，心情总是不好，憋屈得不行。经常睡不好觉，脑子里一直想我自己的案子。我老母亲给我从大夫那儿买了安神补脑液和维生素C，一直在吃，有点作用。

以前一天抽一包烟，这个事情以后一天抽2到3包，烦躁的时候就喝白酒，一次喝7两到1斤，喝醉了就睡过去。

“如果判我无罪，我今后还要继续收玉米”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媒体关注你？

王力军：以前不能理解，现在能理解了。自从媒体采访了以后，去年国家粮食局规定农民今后想收购粮食，不用再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了。

新京报：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你会去上诉吗？

王力军：我现在懂这么多了，如果再判我犯罪，我会上诉。

新京报：你现在怎么学习法律？

王力军：我看电视，以前都只看打仗的好看电视剧，自这以后，我会看中央十三频道的新闻，还有法治在线、社会与法这样的节目。

新京报：你对再审结果有什么期待？

王力军：我现在不知道结果，心里还是没底。

新京报：若被判无罪，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王力军：如果判我无罪，我今后还要继续收玉米和其他农副产品，不能让我的车和机器烂在院子里，赚些钱养家，让日子好过些。

新京报：如果再审无罪，你会去申请赔偿吗？

王力军：会。这两年，买卖做不成，车每年还得花钱，对家里的经济损失挺大的，要求赔偿这些，还有精神上、名誉上的损失，我就要求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