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认为有父母参与的相亲就是时代的倒退”

刘英莲有8本“花名册”，翻得快散架了，用透明胶粘上。里面记录着单身男女的基本信息，女的6本，男的2本。这还只是最近这些年的“存货”，以前都用脑子记。有些对终身伴侣的要求简化成一串数字和几个汉字，写在刘英莲某张病历单的背面，夹在本子里，形成时间的褶皱。

刚开始记录时，她每年能介绍成功四五十对，到了去年只成功了7对，今年到目前为止才说成2对，越来越难。

“人家的眼睛跟我不一样了，我看着配的不一定能成，看着不搭的倒成了。”刘英莲的搭配原则很简单，高的配高的，矮的配矮的，美的配美的，丑的配丑的。

本子上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也有75岁的老人想找个伴儿。有的写明自己有正式编制，有的是共享单车采购员。有人要求对方不要太胖，有人点名姓何的不要，有人专门要属羊或者属鼠。

“现在的人太挑了”。刘英莲19岁时第一次给人介绍对象，那是她新婚第二年，在厂里正洗头发，碰到同事在一旁洗衣服。她跟他开玩笑说，“你去找个人就不用自己洗衣服了。”对方也开玩笑“那你给我找一个啊”。

回家正好遇到租户的女儿，约出两人，没想到半年就成了，生了两个女儿，赚了很多钱，直到现在还会提着人参来看她。

那是上世纪60年代，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年轻人大多没能谈恋爱，考虑“个人问题”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当时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为引人关注，以至于连中共中央也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正是这种被拖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使得这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1970年知青回城大潮中，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波大潮冲成碎片，西双版纳农场5天内有3000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国出现第一次离婚潮；1978年以来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处于明显的上升态势。

那个年代，刘英莲善于劝服别人。有个离婚带着女儿的女士来找她，刘英莲给介绍了一个，女人嫌男的太瘦，穿衣服难看，刘英莲说“你去照顾他，他就胖了，你多买几件好的衣服给他”。她觉得这个男的老实，可信，一直给女方留着。刘英莲问孩子爱吃什么，孩子说爱吃泡泡糖，她就让男方买了5包，叫一声“爸爸”就给泡泡糖吃。

后来两人成了，女儿一直叫他爸爸。女儿出嫁时，继父给了她车子房子。这个故事一直被刘英莲当作撮合好事的典范。

作家野夫曾用“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来形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黄金时代。“那段时光留在每个过来人心底里的，是久紧复苏的浪漫人性和绝美的纯情。”

1979年，中国观众在一本叫做《大众电影》杂志的封面上第一次公开看见拥吻剧照，转年《庐山恋》就出现了中国影史第一吻，女主角张瑜在男主角郭凯敏脸颊上蜻蜓点水般的吻，掀起了全国青年男女模仿的大热潮。

那时，每到春节，刘英莲狭窄的单位宿舍总是站满了请她说媒的人，宿舍堆着杂物，电扇也只能放在床脚，两个人进来，另外两个人就得出去。她不收钱，说话也实在，人们乐意找她。

前不久当地的媒体报道了她的故事，有人寻着报纸找到她工作的那间小屋子，她心里很怕，“我不敢乱介绍，他说自己是好的，里面是坏的，装在肚子里，谁知道。要是不好了，到这边闹一下，我的脸要丢到哪里去。”

她倾向于相信那些跟随父母来相亲的孩子。《中国式相亲》的90后女嘉宾石榴分享自己的录制体验：“婚姻是一场双向选择，面对将自己物化的人，我们一直有权利说‘不’，我们这代的择偶标准是性格、学识、理想、颜值，是否趣味相投。上代人选儿媳女婿的标准，大概就是姑娘得能干活守妇道，小伙得有车有房有责任感，两代人婚恋的冲突一直都在，而且 99%都不在节目里，而是在生活里。”

刘英莲说，以前的人找女的喜欢找胖的，大屁股会生男孩，现在的人喜欢找瘦的；以前的人进门时很害羞，不敢进来，现在的人给她打电话，上来就是“有男人吗？给我介绍一个！”很直接。

“现代人不好说服了。”曾经有4个小青年明确请刘英莲介绍有钱的女士，她说“要钱自己去赚”，最终也只说服了一个人。

人们对相亲的态度从扭扭捏捏走向光明正大，相亲类节目的火爆足以佐证。1988年山西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红娘》，被称为“相亲类节目的鼻祖”。湖南卫视1998年播出的《玫瑰之约》开启了婚恋节目收视热潮先河。婚恋交友类节目在2010年达到白热化状态，这一年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一炮而红。屏幕上的男女纠葛成为人们对相亲态度细微变化的公开史料。

《中国式相亲》节目监制刘原表示：“不要认为有父母参与的相亲就是时代的倒退。确切来说这是一档关于婚恋问题的代际沟通类节目，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有两个，一是促成良缘，二是加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际沟通。”

也有学者站在父母这队，认为西方的自由恋爱存在很大的风险和盲目性，一个 20多岁的年轻人的智力、见识、阅历，并不足以支撑他们正确把握恋爱和婚姻，需要父母提供参考建议和经验。

“我要的是西红柿，千万别给我胡萝卜”

中元节(俗称“鬼节”)前后是刘英莲“生意”的淡季。她得以有大段时间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刺绣。

整个工艺美术厂早已倒闭，玻璃破碎，墙壁生出新草。刘英莲的“工作室”藏身在几间空房的背后。这间旧屋的房顶已经没了，临时性地搭了铁皮，夏天尤其炎热。屋里还有一口老井，能用来打水洒在水泥地上，“井不见天，不能喝了。”

刘英莲的眼镜搭在鼻梁上，正在专心绣一个桌裙上的麒麟。屋里只有蝴蝶牌缝纫机稳定的转动声和绣针穿透布料“嘣嘣”的声音。

“绣这个按照纹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很单纯。”刘英莲偶尔抬起头，“介绍对象没那么单纯，要想啊。”

她和这间屋子都秉持着一些传统，比如不可以试婚，“会害死女的”；“相处最少要一年”；“要假装生气考验对方，看他对你好不好”；“两人差四五岁最好，能照顾”。

她痛恨离婚。“以前有妇联说服，现在世界变乱了。”她愿意看见介绍的人手拉手走到街上，“看到两个人好，我就高兴”。尽管很多早年介绍的夫妻已经记不起她了，她也忘了他们。

“现在的年轻人浮躁，没有耐心，喜欢走捷径。明明对现状挺满意，看到别人更好，就不淡定了，喜欢比较，还贪心。”袁圆说，以前的人用手机、电脑、衣服，坏了还想要去修一修，感情也是，会调整适应对方。现在稍微不满意就想换新的，以为还会有更好的出现，“其实人和人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有的人奋斗一辈子还不如别人生下来好。”

袁圆从小就具备一双善于发现“谁喜欢谁”的眼睛，爱看爱情片，有多年的幼儿教育经历，“撮合单身男女和应付小朋友都差不多，要找到方法，有时棍棒和大锤都打不开它，一把小小的钥匙，扭一下就开了。”

她说，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婚姻还是基础单位，很多年轻人对婚姻的认识不够，抱着完美的态度，按照别人的期待去找。“很多人觉得自己很不错，对我说，‘我要的是西红柿，千万别给我胡萝卜’。”

她的老板范阳君觉得，婚姻的本质是寻找可以共同成长的伙伴，不是简简单单的激情关系，而是两个人互为彼此成长过程的伙伴，各取所需。

他们发现，爸妈很恩爱，拥有爱的能力的人往往很容易“脱单”。有些人希望“你应该先来爱我，我才去爱你”，还有人自身条件有限，还不愿意降低标准，这些往往容易“剩下”。

不过那些已经学会独自生活的年轻人认为，如果婚姻一开始就是一种妥协，那生活并不见得就会变得容易一些。

一位专门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发现，催着你结婚的，和赶着你离婚的，往往是同一批人。很多少女年龄的少妇在法庭上冲自己父母哭喊“当初让我跟他是你们，现在让我离婚也是你们”。

而针对婚姻中出现的问题，目前国内也缺少具有完整系统和行业标准的婚姻咨询，这个在西方国家已经普及的咨询方式，在国内多是打着各种旗号的变相收费。

知乎上“该不该和自己不喜欢的相亲对象步入婚姻”的提问，获赞最多的答案之一是：“你去查查别人离婚的故事，会发现在没有爱的情况下结婚，多少人根本坚持不下去。结婚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纷繁绕杂的开端，你们要开始朝夕相处，一起做很多其实远远谈不上令人享受的事，比如买房子装修房子，比如融入对方的家庭孝敬对方的父母，生孩子给老人送终，等等这些，如果没有你对这个男人很多的爱，根本坚持不下去。”

文艺青年对世界说，“我亦只有一个一生，不能慷慨赠予我不爱的人。”“曾以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

刘英莲多年的经验也发现，那些遵从父母之命结婚的，往往容易离婚。

对于正在崛起的年轻人，二三十岁忙着投身学习和工作。将时间交给教导和雇佣他们的人，剩下的则用来自我提高，他们学习新的技能、展现自己的方方面面，旅行、搬迁、建立人际关系网络，赢得声誉、晋升，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循环往复。

对于有20万年集体生活经验的人类来说，开始有人将个人放在社会的需求之前。《单身社会》里提到，选择单身改变了人们自身以及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影响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与死亡的方式。

许多人并不知道，爱给人介绍对象的刘英莲30岁出头就离了婚，因为丈夫不断的外遇并因重婚罪判了刑，“我差点自杀。”

她自此选择独身，把精力放在说媒和刺绣上。谈起往事，见过无数单身男女的眼睛里涌出泪水，像两汪淘不干的老井。“我要是50多岁就好了，现在没什么用了，快要死了。”

善于描写爱情的女作家李碧华说，这便是爱情：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的美丽。

袁圆做了多年红娘，成绩斐然，不过她从业以来最大的困惑并不是如何找到一个男人或女人结婚，而是在千千万万人中找到那个配对的人之后，如何获得最终的幸福。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