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序-重构

大理生活会打碎原有的社会坐标，但也容易使人陷入另外一种失序。

牛牛在大理开客栈的这几年，那种“我选择错了”的想法时不时会冒出来。

开业两个月后，牛牛才在去哪儿网上收到了第一个订单。她非常紧张，反复祈祷千万不要取消。对方实际入住后，她甚至兴奋地打电话给朋友说：“我都不想收他们房费了！”可就在客人退房之后，她蹲在地上刷马桶时，那种心酸的感觉却翻涌了起来：我名牌大学毕业，原来想开客栈是以为可以穿得很文艺，闲时看看书、写写东西、接待客人，可现在却在刷马桶……

牛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最开始的理想是做战地记者，职业起点在凤凰卫视。后来跳槽到腾讯，不到两三年就成为旅游频道副主编。回头来看，她觉得自己23岁就跑到云南开客栈，条件其实非常不成熟，“但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很多学弟学妹到牛牛的院子里玩，都会说：“我毕业后干脆不工作了，直接开个客栈或者咖啡厅。”牛牛每次都会严肃制止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年龄、阅历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是一个40岁或者35岁以上的人再来干这件事情，我估计他不会有这些思想变化和困扰。刚开始跑开客栈时，家里人、朋友都在说：你想好了吗？我当时觉得自己想好了。可如果现在回到那个年纪，我肯定不这样选择。绝对。”

2016年年初，牛牛的客栈终于走上轨道，全年入住率达到80%，可她却觉得生活一下子又变得空落落。

“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她陷入到一种新的恐慌：我的新闻抱负还没有实现；我做了一个不挣钱的院子，我暂时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挑战；专业荒疏那么久，如果我不想开客栈了，我也回不去了，因为应聘的公司只会看到空缺了几年工作经验，不会看到我这几年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成长。牛牛说，那段时间，她在潜意识里总觉得有一天会回到大城市，之前不断逃避是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想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原来在一个单位中工作、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到大理来，就比较容易陷入困境中。他去做一个咖啡馆、客栈，也未必是出自意愿，可能只是为了有一个赚钱的工具，但这样子就会成为空心人。在北京的时候，你没有心，可以找一些主流的标准来填补，大家都追求那个价值观，那我也追求好了，可到了大理会发现这一块空了。所以有时就会越来越印证，原来以前那套主流价值观才是对的。”宽宽说。

宽宽的丈夫曾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在企业工作了十年，今年春节过后才辞掉工作。为了自己做事业，他们准备了一笔“赔光了也无所谓”的启动资金。在宽宽看来，这是一个人走出来所必须交付的学费。

刚搬到大理时，北京的朋友曾这样提醒她：你可能错过了最后一轮的阶层上升机会。宽宽突然意识到，很多人把社会学的概念纳入到了个人生活里，“人生设定是靠这些词来进行的。”

“这很荒谬，你是一个人，却拿很多冷冰冰的标签去框定自己，就像上完大学要结婚、30岁要生孩子等等。我觉得人的痛苦是因为离自己的自然属性太远了。”在大理，她逐渐卸下了大城市里的伪装，也不再为人情所累——刚开始装修房子，她跑到别人家参观，对方知无不言地告诉她技巧和方法，但除此以外没有一点客套。后来宽宽才发现，在大理和人交往的前提是精神投契，“这个层面不认可，别的都不行。”

大理压平了大城市的社会结构，人们撕掉身份标签、与人赤诚相见。正因此，宽宽说她见到了更多流离失所的人。她认识一个已经相当富有的科学家，在北京时的朋友都是和他谈专利、谈合作的生意人。科学家很厌倦，就想来大理过清风朗月的生活，可到了大理，他陷入到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中，于是就开始给当地中学捐钱。校领导争相请他吃饭，他又迅速落到了一个新的圈子里，被人夸、被人捧、被人团团包围。

后来宽宽在一篇文章中写：他们把曾经奋力卸下的枷锁，又一件件戴了回来。

套路-解套

“‘逃离北上广’不是鼓励大家离开中国大城市、离开北上广。它的真正目的是让参与者在逃离过程中，更加清晰地看清楚逃离这一行为的意义。”新世相合伙人汪再兴在给我的回复中说。

汪再兴说：“某种程度上，大城市可以给职业人更高的成长天花板。”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体验过小城市资源贫瘠、人际关系复杂带来的职业成长障碍，“正因此，才不会离开北上广。”

长居大理或即将搬来的人，大多都不愿意说自己曾经“逃离”。

宽宽说：“真的能逃离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是逃离。”见证了无数“逃离”的赵一海说：“好的生活是自己找给自己的。”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忠于生活。”现在的牛牛以此为信条。从去年起，为了不荒废自己的专业，她开始重新接触原来的工作。利用之前在腾讯旅游频道积累的资源，她帮一些景区做兼职策划、写宣传稿件，“我实在不愿意每天只过打扫房间卫生、打理院子、买菜做饭的家庭妇女，我不希望自己在专业上落后。”

牛牛拒绝被圈定于客栈老板的身份中，也对再次落入生活的圈套保持着警惕。大理有很多和旅行社合作的客栈联盟，她参加过一次集体活动，发现大家就是在一起吃喝玩乐、联络圈子，然后相互介绍客人。“在这种活动里，人们好像又回到了城市中的状态，先去找大家有没有利益共同点，然后再去交流。我离开北京就是因为不喜欢这种状态，所以会保持距离。”

“在大理，你还是能够和不喜欢的东西保持距离。”银翘珍惜这种“能够拒绝”的权利。即便她会去其他地方做客栈，她也愿意在大理常住。她在苍山半腰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房子，站在二楼可以看到移动的白云和蓝色的洱海。她说这是中国惟一一座嬉皮小镇，有诗人、有画家、有衣衫褴褛站在街上卖碟片的人，她热爱这种气氛，因为“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

此处-远方

不久之前，牛牛见到了她大学时喜欢的男生。印象中他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穿白衬衫、牛仔裤，清爽帅气。牛牛那天特地化了妆，穿了漂亮的衣服，可就在男生踏进院子的那一刻，她觉得一切都幻灭了。他变成了一个微胖的奶爸，背双肩包、穿冲锋衣，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毕业之后，男生留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银行工作，很快结婚生子。为方便以后孩子上学，他靠父母的帮助贷款买了一套学区房。这次跟单位到大理，他只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坐在牛牛种满绿色植物的院子里，他反反复复只剩下一句感叹：你过的才叫生活。

“可谁会把不好的东西表现出来呢？你们只看见我每次晒风花雪月，你们看见我刷马桶时候的样子了吗？看见我除草的样子了吗？”刚开始做客栈老板时，牛牛会因为别人一句“好羡慕你”而开心很久，对于还在城市牢笼中的人甚至会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可后来逐渐觉得这不过是成年人对生活状态的不同选择。“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他们说到大理时，就像我现在说北京，怎么那么吵，有雾霾又堵车。”半个月前，宽宽去了一趟三百多公里以外的腾冲。那里毗邻缅甸，拥有同样四季如春的气候和开阔葱茏的田园风光。有些曾经居住在大理的人，因为大理越来越嘈杂而退守至此。“我站在这个状态观察北京，原来又有人站在他的状态来观察着我现在的生活。”宽宽说，“但我只体验过这个时代的大理，所以对我来说只有横向比较。对很多人而言，大理也已经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了。”

陈阵的很多朋友都在2012年前后离开了大理，去伦敦、东南亚，或者云南怒江的山里。那时微信尚未如现在普及，他说很多人消失了，就是永远消失了。

2016年秋天，为寻找下一个移居目的地，陈阵来到了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一个大雨滂沱的午后，他躲进一家中餐馆，遇到了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妻。他们曾经是某国有企业在委内瑞拉的员工，已在当地生活八九年，2015年委内瑞拉经济大崩溃，他们被迫回国，却发现自己早已无力承担北京的房价。他们回到基多，在那里开了一家餐馆，墙上挂满了照片，有气势恢宏的故宫、天坛，有景色秀丽的颐和园。陈阵在那里吃了一碗面，味道一般。他说，他们仓皇出逃，满面是不知去往何处的怅惘。

陈阵后来没有在基多定居，他搬到了日本京都，住在岚山脚下，春天时有樱花，秋天时有红枫。他还记得那家餐馆的名字，叫北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