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家庭

张少峰如今住在北京博爱医院，中西医结合康复科的一栋平楼里。之前辛怡曾在那里治疗过，在里面住过一段时间，转去北京陆军总医院后，北京博爱医院让张少峰继续免费居住。

房间有三个空间，里面有冰箱，做饭菜的锅具，墙上挂着志愿者陪护指南，里面写着进门请洗手消毒戴口罩等，房间边上一排整齐收纳柜，里面都是志愿者送给辛怡的东西，有衣服、袜子、手套、纸巾、吹风机……。

“从北京陆军总医院到这边，每次坐地铁要将近一个小时。”张少峰说，等到新来的义工熟悉后，他打算到外面找一份工作。当记者问他想做什么时，他说想先学会开车，等辛怡醒过来后，他开着车带辛怡去工作。

北京博爱医院，张少峰住的地方。

张少峰打算在北京呆两三年，如果辛怡醒了，“就带着她回去打工，人家一天挣一百块，我挣八十块也可以。”如果辛怡不醒，他说也一样照顾，“醒不醒都是自己的孩子”。

“回家买个一室一厅，或者买不起就租个房子。”张少峰说。他所在的嵩县纸房乡西沟村，“距离县城有五十多公里，开车要两个多小时。”2015年，女儿辛怡出事后，村里对他家进行精准扶贫。“他女儿每个月有120元低保”，西沟村一位张姓村支书说。

张少峰一直租住在田湖镇，有十几年没在村里住，土房子早已破败不堪，连门都不见了，村支书说乡里给张少峰分了一套房子。

但纸房乡乡干部赵松果告诉澎湃新闻，所谓分的房子“属于异地扶贫搬迁，最近有这个想法，但还没最终确定，房子也只有四五十平米。”赵松果说，张少峰家里条件不好，“从小没有父母，是叔叔带大的。”

张少峰微博有两万多粉丝。

张少峰给记者看他微信收藏夹里的照片，回忆他曾经当兵的日子。

张少峰说他觉得孤独，在认识刘姣利之前，他经常一个人上班下班。

今年23岁的刘姣利，在家人看来是一个性格胆小的姑娘，还没满月她就被母亲带走，9岁时又回到父亲刘华身边。大她两岁的姐姐刘阳说，妹妹回到家里后，读了几年小学，但一直和家里人亲近不起来。

“有点大的声响，她都会吓得颤抖。”刘姣利的伯母说。

今年3月，张少峰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说，他相信刘姣利没有动手打孩子，但他恨的是为什么整个施虐过程中，刘姣利不通知自己，也不上前阻止，更可气的是，事发后还向他撒谎。

出事前，张少峰和刘姣利租住在田湖镇毛庄村的嵩县县委党校内，这里曾经是嵩县老职高，如今人去楼空，操场一片寂静，几栋教学楼也空空荡荡。

门卫胡勇（化名）介绍，一些学校退休老师住在里面，有些自己搬走后，把房子租给了外面的人，像张少峰和刘姣利夫妇。

“一个月房租大概一百来块钱”，胡勇说，他在此做了三四十年门卫，记得刘姣利是山里人，老实善良，年纪小，而且胆子小，在学校租住了大约四五年。

张少峰的家是教室改成的一室一厅，屋里放着冰箱、饮水机，没有电视。楼下就是赵跃飞的家。

据村里人介绍，赵跃飞性格暴躁，以前经常打他老婆，“抓着头发就这样打。”一位村民说。

张少峰说，赵跃飞和他五叔还是亲戚，但对于赵跃飞何时认识刘娇利，他也说不清。

晚上回家的路上，张少峰吃了一碗面，花了20块钱。

张少峰的微信消费账单。

受捐与欠款

事发后，辛怡最开始住进嵩县人民医院，很快转入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在此期间，她几次心率停止，又都抢救了过来。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焦瑞娟介绍说，2015年9月到2016年6月，辛怡在医院住了9个月，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里。

“在洛阳那段时间，我在附近做建筑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张少峰说。

转折点发生在辛怡出院后不久。2016年6月2日，因欠医疗费和开庭等因素，张少峰带辛怡出院，此时他已欠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0多万元的医疗款。张少峰在微博上发文称：因（辛怡）气管切开，脖子伤口出现感染。被公益组织“小希望之家”的一位志愿者看到。

陈岚说，当时有四五个人为这个事在微博上“@”她。“我把那个视频点开看了一遍，唉呀难受死了，之后我就问我们机构，我说这个孩子如果不接出来，肯定很快就会死掉。”

2016年6月17日，陈岚在微博上发文称，“小希望之家”将发起筹款，全力帮助受虐儿童辛怡。

两天后，“小希望之家”联系了相关医院，紧急绿色通道开通，辛怡住进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志愿者不停地往私人账号里打钱，当捐款像潮水一样冲进来时，我们就不想再继续参与这个事情。” 陈岚说，2016年6月17日发起募捐，同年7月2日关闭捐款通道，一共为辛怡募捐到28万元爱心款（现在筹款已全部用完）。

“小希望之家”的募款并不算多，但辛怡的救助却因此发生转变。

2016年7月2日，“小希望之家”关闭捐款通道后，很多钱涌进了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华儿慈会）的捐款账户。

在更早的2015年11月，中华儿慈会就在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为小辛怡发起筹款，当时预定的筹款目标是80万的治疗费。

但参与捐款的人并不多，据中华儿慈会官网公布，一直到2016年6月17日，中华儿慈会仅为辛怡筹到捐款301元。直到“小希望之家”关闭捐款通道后，中华儿慈会的辛怡爱心捐款才开始增多。

截止今年4月，中华儿慈会的官方网站显示，辛怡筹款已达到235万元，另外其新媒体平台筹款60万元（新媒体平台已关闭筹款渠道），加起来一共是290多万元，官方网站的筹款还在继续。

9958的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至今还没有关闭筹款渠道，主要是考虑辛怡的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除了支付辛怡的医疗费用，中华儿慈会每个季度还会打给辛怡爸爸1万元的生活费，工作人员称并不知道张少峰有私人受捐助账户。

张少峰曾解释，不愿公开受捐助账户收支是担心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要求他补交医疗费。对此，焦瑞娟回应，医院曾开会商讨过辛怡的医疗欠费，但从来没有催过张少峰。

4月20日，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此前并不知道欠费的事情，正在和医院方面沟通核实。“款项支出要和家长去沟通，现在和医院没有沟通好，所以暂时没法给予答复。”

北京博爱医院，墙壁上挂的志愿者陪护指南。

北京博爱医院，墙壁上挂满了志愿者为辛怡制作的图片文字。

诚信监督

2015年7月10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73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虽然47.4%的受访者曾通过网络平台参与过捐款，但仅28.5%的受访者信任网络捐款中的慈善组织或募捐个人，62.4%的受访者担忧在网络募捐中存在诈捐、骗捐的潜在风险。

在陈岚看来，“（相比机构），捐款人可能更愿意相信家属。”

2016年9月1日实行的《慈善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的活动。这也意味着慈善法规定，个人不能公开募捐，但不禁止个人求助。

“首先要区分个人求助与公开募捐之间的区别”。上海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市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个人求助指的是，求助人为自己或者亲属、同事、朋友等有直接关系的人请求帮助，并获得资助，其属性为“私益慈善”，法律并不禁止这种行为。

“机构（筹款）也好，个人也好，涉及到别人的钱，等于是有一个承诺在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对澎湃新闻说，“有特定目的这种（个人）筹款，不是朋友间的赠与，是应该要公开收支明细，包括事前信息的准确交代，筹款后财务情况的交代，还有资金出现变动如何处理等情况。”

在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哲看来，求助收款如果改变用途，属于民事欺诈，可以要求返还。 但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如南认为，欺诈的惩罚机制并不明确，且诈骗成本较低。

他说，《慈善法》出台后有一点遗憾，就是没有把个人求助行为纳入其中。越来越多的网民在微博微信发布个人求助信息。“对求助行为，政府应该介入，进行核实、监管，甚至公安机关介入”。

“要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公益，必须重新挽回制度性信任。”周如南认为，亟待解决的是慈善监管缺位问题。

2017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郑惠强提议，明确众筹式个人求助的信息公开与诚信监督制度。“法律不能禁止人们在陷入困境，求助的权利，也无法对陷入困境 作出非常具体明晰的界定，但是法律可以规定，任何人在发起个人众筹式求助时，都有全面、客观公开信息与接受诚信监督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