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近年来，印度在中亚、南亚、西亚乃至东南亚不断增加的影响力让该国的自信心“爆棚”，不断挑战已经足够脆弱的印巴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在进入21世纪后，印度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印度也通过不断扩大区域及国际合作提升其影响力。在“东进”政策、“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建设计划等的推动下，“印太”概念已在印度逐渐生根。印度已不满足尼赫鲁在建国时提出的南亚地区“门罗主义”、而是要成为印度洋乃至太平洋地区的领导者。在过于乐观的情绪带动下，原本就自恃为南亚“霸主”的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表现出愈加强硬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 

忘却了屈辱殖民历史的印度

印巴冲突从本质上反映了印度对其北部陆地边境的担忧与诉求，但若回溯印度历史，则可以发现，印度应该首要考虑的是其海洋防御，并非陆上纠纷。

首先，印度文明的“生死存亡”系于海洋，并非陆地。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在历史上因青藏高原、兴都库什山等难以跨越的地理界限与亚洲大陆其他部分陆路联系较少，因此维持了长期的国家独立与发展，尽管也有中亚的游牧部落从开伯尔山口进入次大陆，但其往往能主动与印度本土文化进行融合，推动印度文明的发展。

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坚船利炮”的叩关，原本强盛的莫卧儿帝国被彻底摧毁，印度文明也伴随着英国殖民时代的到来而彻底丧失了其独立性。若究其原因，毫无疑问是海权、特别是近海防御能力的严重缺失而导致的。只要印度政治精英还没有忘记其屈辱的被殖民史，就应当把近海防御能力建设放在国家防卫建设的首要位置，而并非北方陆地边疆。

其次，印度文明的灿烂与包容来自与亚洲陆上国家的长期交流。印度的北部陆地边疆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印度带来了经济繁荣与国际声誉。自东汉至隋唐，一批批中印间的佛教僧侣往来于丝路古道之上，“佛国天竺”、“西天圣土”等词汇成为了中亚地区和中国普通民众对古代印度向往之心的直接体现，时至今日，中印民间的交往典故如“唐玄奘西天取经”等故事在中国社会中依然耳熟能详。

印巴间的交往同样如此，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巴基斯坦与印度北部是一个政治实体，都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文明交往极为密切。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同印度的德里共为帝国的首都，而在之前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巴基斯坦与印度的交往成就了古代印度文明的灿烂。如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既不能没有印度的菩提伽耶和那烂陀，也无法缺失巴基斯坦的健陀罗（白沙瓦）和塔克西拉。由此可见，如果印度抛除政治上的成见，印巴之间不仅可以“止兵戈”，更能够“共发展”。

再次，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仍是印度需要考量的重要军事力量。印度建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奉行“不结盟政策”，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冷战后，印美关系不断升温，但美国依然是印度洋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存在，在客观上仍是印度防卫力量发展的重要潜在对手。如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在21世纪后没有减弱力量部署，其军事打击能力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该军事基地既然可以在阿富汗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就能够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对南亚地区实现军事威慑。当前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因为塔利班问题而遇冷，但是鉴于美巴在冷战期间长时期的亲密关系，不排除未来美国在印巴两国间再次选边。由此可见，印度政府应重新全面客观地审视“殖民遗产”和印度的地缘环境现状。

“愿景”抑或“迷梦”

尼赫鲁曾经讲过，“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什么都不是”，这也是印度长期以来进行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其间不论是国大党执政还是人民党上台都未曾变更。因为人口、文明、地理等要素，印度具备成为大国的条件，但是其能否真正确立大国身份，仍需要不断调整对外方略，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便是重要组成之一。

印度必须认识到，巴基斯坦长期作为民族国家而独立存在已成为客观事实，并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在南亚乃至西北印度洋地区的枢纽联动作用更为凸显。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国，相比印度在伊斯兰世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而印度往往对英国的“殖民遗产”进行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继承，它仍将自己视为“英属印度”的中心，认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等都是自己的“附庸”，在这样的心态下，尽管印度仍将于短期内在南亚地区维持其“霸主”地位，但随着跨地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印度当前的“外交扩张”不仅将不会增强其在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影响力，甚至会进一步削弱该国在南亚地区的领导力，印度的“大国愿景”恐成“大国迷梦”。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