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教授今年新书的封面《分岔轨道》。（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正是因为那个市立图书馆要做此书的新书发布活动，乌拉去演讲，同时邀请谷宁去唱迪伦的歌助兴。

后来我特地去买了这本书来看，才发现乌拉说的八条理由，并不是八条抽象空洞的理论，也不是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辩论。事实上他只在前言里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对评委会没有给迪伦授奖表示了不平，而他的正文主要是分析迪伦诗歌为什么称得上文学的精品。

书名里的“分叉轨道”本来是指我们在火车站常见的那种轨道网络，可以通过扳道岔让列车进入不同站台。用作书名当然是一种比喻，既是说明迪伦诗歌“另辟蹊径”的特色，同时也可能包括了对文学奖评委们的呼吁，他们也应该扳道岔，让诺贝尔文学奖的列车进入新的站台了。

当乌拉要强调迪伦的文学价值的时候，不是勉强地把迪伦拉入传统的文学规范来，而是把文学引出传统的规范，拉入一个用音乐铺设的新的文学轨道。

乌拉如此推崇迪伦歌曲的文学价值，他这种看法其实代表着瑞典文学界的一批人。就如在中国有人把《红楼梦》研究者称为“红学家”，这批人也戏称自己是“迪伦学家”（瑞典语是Dylanologer，只是必须加引号）。

而且这些人几乎都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院的毕业生。

这个文学圈子里的朋友，除了乌拉，有两个人特别值得一提。他们不是谷宁那样迷恋演唱的迪伦粉丝，也不是乌拉那样公开提名迪伦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粉丝，而是先后进入了瑞典学院，成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执掌了大权而给迪伦颁奖的粉丝。

一个是萨拉•丹纽斯（Sara Danius），也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院的教授。2013年她被接纳入瑞典学院，接替去世的院士克努特•阿伦德坐上了第七号座椅。2015年又出任了常务秘书，主持学院的日常事务。

另一个是霍拉斯•恩格道尔（Horace Engdahl），也是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院，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他是1997年被接纳入瑞典学院院士的，坐上了第十七号交椅，不久也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还出任过执掌大权的常务秘书职务十年（1999-2009）。

乌拉对《瑞典日报》记者透露，在《分叉轨道》正式出版之前，他就用电邮给老朋友霍拉斯发去了书稿。他抱怨说，“不过霍拉斯从来没有回复我”。这也许是出于保密原则，霍拉斯不便透露自己的态度吧。但是在迪伦获奖消息公布之后，霍拉斯公开表示，他已经关注迪伦好多年了。

现在我们不应该奇怪，为什么是刚进入瑞典学院才一年多的萨拉来宣布迪伦获奖。她称赞迪伦总是站在新与旧的十字路口，为自己选择新的方向，总在摆脱旧的自己不断创新。这种说法，和乌拉的“分叉轨道”理论如出一辙。

我们也不用奇怪，为什么是霍拉斯在今年颁奖典礼上宣读介绍文学奖得主的授奖词。通常撰写和宣读这个授奖词的任务是由瑞典学院里最理解最支持这个得主的评委或院士完成的，比如2011年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得奖时是他的老朋友埃斯普马克宣读，而2012年莫言得奖时是由当时的评委会主席派尔•威斯特拜利耶宣读。霍拉斯毫无疑问是迪伦粉丝，是这次迪伦得奖的最主要推手，所以当仁不让地起草和宣读授奖词。

这是篇才情横溢的授奖词。其中，他也没有忘记引述了一个评论家说的话，“一位评论家在解释迪伦的伟大时说，他创造了美妙的韵律”。这个评论家就是乌拉。

乌拉对记者公开说，他早就知道萨拉和霍拉斯都喜欢迪伦，都是迪伦粉丝。难道不是这两位院士和老朋友乌拉里应外合，完成了这次给诺贝尔文学奖扳道岔的壮举？

提到写歌词，我突然想起前年瑞典文学界举办过一个别开生面的创作比赛，邀请精英作家为流行歌曲撰写歌词。精英作家过去不屑于做这种事情，现在瑞典学院院士霍拉斯•恩格道尔带头参与，而他写的《新年的许愿灯》一举夺得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