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第一代职业拳赛的拳王

当兵，逃港，失业，被劳教

最终为争取一份退休金上下奔走

他是1951年的中国拳王余吉利

没有人知道他死了

也没有人知道他活着

▼

在拉斯维加斯拿下WBO蝇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35岁的邹市明已经缔造了奇迹：职业金腰带、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亚锦赛、全运会、全锦赛……所有他能拿到的冠军他都拿了。

邹市明当之无愧可以称为中国拳王，很多人也因为他开始关注中国职业拳赛。其实在57年前，中国已经诞生了一位职业拳王。

然而与邹市明现下的风光相比，他的人生可谓暗淡。他叫余吉利，从一个爱好拳击的上海滩少年，到暮年孑然一身与一条狗相伴，拳王的经历，就是60年现代中国。

（▲年轻时的余吉利(中)，照片拍摄者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

距离上海270多公里的白茅岭农场，是上海人谈起来时心里会有些微微发寒的地方。1963年，余吉利33岁，跟邹市明一样，仍然处在一个职业拳击手生涯的黄金时期，但他在这里开始了16年漫长的劳教生涯。当时他的拳击梦想几经沉浮，正欲寻求出路，却猝不及防被阻断。

余吉利出生在上海拳击运动正要进入白热化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父亲在一家比利时房产公司就职，因此余吉利一出生就生活在外国人聚集的法租界——当时的霞飞路霞飞坊(后改名为淮海路淮海坊)。

19世纪末拳击进入上海，先在租界流行，国外士兵、水手和商人成为主要参与者，中国人很少。但当时美国的舰队就驻扎在上海，和外国人接触多了，很容易参与进去。

长到十五六岁，余吉利精力过剩，顽皮捣蛋远近闻名，为此没少挨父亲的打。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着大同大学外语系的学生黄晓阳。他比余吉利大五六岁，从黄家窗台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家。黄晓阳是业余拳击爱好者，在西侨青年会教打拳，余吉利跟着他入了行，一下找到人生目标。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霞飞路）

当时专门练拳击的中国年轻人有几百个，爱好者数不胜数。比余吉利小三岁的李正廷住陕西北路的太平花园，生活的圈子里也有很多外国人。他练拳击的动机则是不想被其他小孩欺负，另外，学校附近常有小流氓敲诈勒索学生，学拳能防身。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拳击在当时还是像高尔夫一样的高尚玩意儿，来自西洋，又是外国人在玩，年轻人觉得去学，感觉很有派头。

李正廷当年学拳的地方是位于八仙桥的基督教青年会，教拳的是一个名叫D．B．Reich的法国籍犹太人。李正廷父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有生意往来，对儿子学拳是支持的，母亲却坚决反对。

和自认玩票的李正廷不同，余吉利却是一头钻进了拳击里。他没有闲钱请教练，在青年会也主要是给外国人当陪练。但他身体条件好，也很刻苦，因此进步神速，很快在比赛中冒尖。当时青年会每隔两周会举行一次内部邀请赛，参赛的有西侨青年会、法国总会、俄罗斯总会、犹太总会的一些拳击手。拳击赛没有奖金，余吉利有时候获得的奖品是一把银勺，有时候是一个皮带头，这些都令少年很满足。

(▲2013年年初，李正廷(前排右三）、余吉利（前排右一）等老拳击手合照。他们经常在周三相聚)

与此同时，优秀拳手纷纷涌现，林忠孚（后成为台湾拳王）、蒋惠廉、黄亨利（后成为香港拳王）等就是从德义大楼后弄堂里打出来的职业拳王，而七届全运会的拳击冠军黄曾修、费妙龙、胡寿澄则是茂名北路蕃祉里路灯下拼搏出来的一群少年。随着年龄增长，余吉利的脚步跨出了青年会，他开始在著名的大世界(位于今天西藏南路、延安东路)打拳，奖金也成为他重要的经济来源。

当时的大世界拳击台比标准的20英尺拳击台小4英尺，拳手相互攻击频率较高，这也提高了拳赛的精彩和刺激程度，深受观众的欢迎。曾有过这样的说法：“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而不看‘大世界拳赛’，则枉来‘大世界’！”。

(▲上海大世界的比赛，赛前门口都会有宣传海报，为了不给家人知晓，很多中国拳手打拳都用了假名字)

1949年解放，紧接着又是抗美援朝，余吉利去参加表演赛，比赛的门票收入都用来捐款支援买飞机。外国选手都有奖金，但和同行们觉得这是为国家，不好意思拿钱。

他不停地练拳，参赛，甚至没察觉到身边的变化：犹太教练消失了，青年会逐渐式微，拳击比赛变成官方举办的。到了1951年，余吉利已经成为上海市次中量级拳击冠军。这次夺冠也成为他拳击生涯中唯一的痕迹。

又过了一年，几个军人找到刚经历丧父之痛的余吉利，问他是否愿意加入解放军军事学院体工队成立的拳击队。余吉利痛快地参了军。次年11月，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相当于全运会前身)，余吉利以全军第一名成绩代表解放军队参赛，击败所有同级对手，成为次中量级全国冠军，军衔也升到了连长。那一年，余吉利23岁。

当了三年兵，余吉利复员，顺利进入曹杨二中，成为一名体育老师。由于区教育局调动，他在1961年转到甘泉中学，仍然教体育。他娶了一位当过篮球运动员的体育老师，生下两个女儿。

看似平静的人生，正在酝酿剧变。

(▲1953年，余吉利在比赛中)

1958年，上海机床厂一名青年工人，在拳击比赛中被击伤头部又缺乏恰当护理，不治死亡。第一届全运会拳击项目仓促叫停，全国开始禁赛。拳击比赛一早收归官办，个人也只能苦等官方恢复。

余吉利等了五年，心中热望未灭，一直在暗中寻找机会。1963年，余吉利利用学校假期跑到广州。因为他的朋友圈子里开始流传起广东人朝香港大迁徙的消息。学校薪资微薄并不足以支持余吉利养家，加之始终还对拳击心心念念，又正好香港方面邀请他去打职业拳击赛，余吉利想借着广东地区因饥荒而放宽出港政策，寻到一点转机。

(▲六七十年代，偷渡香港被抓的年轻人)

那年的5月，广东人民呈井喷式涌入香港，政策由此很快收紧。6月14日，广东开始制止和坚决收容非法迁徙。余吉利迟了一步，等他赶到广州时，新政策已经将迁徙香港列为罪行。不过当时消息传播缓慢，余吉利并不知道。因为走漏了偷渡的风声，余吉利还没行动就被抓回了上海。事后公安人员告诉他，考虑他是全国拳击冠军，抓他时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对他不客气。

议论偷渡被归作企图策划“叛国投敌”，余吉利被处以三年劳教，先送收容所，然后，武装押解下，被大卡车送往白茅岭监狱。

(▲白茅岭监狱位于皖南山区)

余吉利如坠深渊。他仅存一点勇气，跟妻子离婚，交代说：“我要倒霉的，你再嫁个人家吧，跟着我没有好结果，反革命家属会受牵连，孩子你要带就带，不带就给我母亲。”

三年劳教生涯结束之后，余吉利再次坠入深渊：妻子已经带着孩子改嫁美国；上海户口没法迁回去。

1979年，苦等儿子16年的母亲去世。余吉利和上海的悉数被掐断，他当时49岁，眼看着要在白茅岭的山中把余生消磨掉。

(▲余吉利与妻女。在这张照片的背面，余吉利写道：“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忧心忡忡？65.3.16.灯下”)

绝处逢生，局势竟然开始有了松动，只要有单位接收，余吉利就可以结束劳教。但他不敢跟用人单位说实情，从不求人的他请求组织让他为母亲奔丧期间在上海多呆一周，随后他寄信去青岛，想去教拳击。幸运的是，青岛方面接收了他。

也是那一年，世界拳王阿里访华，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了一句：“拳击运动也可以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渠道。在中华大地整整消失了20年的拳击运动，随着阿里后面的两次访华，正式恢复。只是中国最早一批拳坛高手们，已经在禁赛的年月中雨打风吹去。

而早在1920年就开始聘请华侨教练培训拳击的精武体育会，在阿里访华的第二年做了先行者。它举办拳击表演赛，特意邀请了当年的会员余吉利。50岁重新登台，余吉利已经过了一定要赢的年纪。但这场赛事，却成为他余生最大的一点火花：他重获尊严，仍是个拳击手，而且是个自由的拳击手。

(▲精武体育会由霍元甲牵头成立，起初叫“精武体操会”，1910年改名为“精武体育会”)

恢复拳击运动的那年，余吉利也拿到了他奔走多年的一纸“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复查决定”：“余吉利，男，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无业。原住襄阳南路510弄21号，现住蒙自西路41号。余因企图偷渡问题，于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审查，同年4月20日被收容劳动教养。经复查，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是事实。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撤销1963年4月29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1997年，香港回归，67岁的余吉利结束了自己最后一份体育代课老师的工作，开始为退休金奔走。他独自住在女儿位于川沙的家里，养着一条京巴做伴，平反前生活费都由女儿支援。两个女儿每年轮流从美国回来看他一次。

上海某媒体记者在2007年上门采访余吉利，问道：“现在开放‘香港自由行’，你后来去过香港吗？”

“没有。”余吉利平静回答，眼中没有波澜。

采访结束前，老人要求记者为他拍张正装照，“年纪大了，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拍，拍一张，留个纪念吧。”

(▲这就是那张正装照)

获知这个故事，有马体育联系了上海精武体育会，对方告知，余吉利已于2015年9月去世。而网上除了一则“一代拳王余吉利先生追思会在沪举行”的短消息，再无其他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