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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来就颇为发达的中国城市文明，经过元朝的短暂间隔后，到明末已蔚为大观。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相较于农民不到跌破生死线之际不揭竿而起的传统，身为市民的城镇百姓就显得要更不安分一些，时不时就会以各种名目发起街头抗争或者民变，而且始终不乏煽动者和组织者，文人墨客、行会领袖和城居地主都可能扮演这一角色。

由于身为异族政权，清朝朝廷对城镇里的街头抗争格外敏感，在中前期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一有苗头就严厉镇压，加之清廷有意对江南豪强大族进行打压，削弱他们的势力，这令街头抗争或民变也失去了重要的组织和捐助力量。也因此，街头抗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有所消停，但到清末时因为绅商阶层和市民群体实力的壮大，以及内外交困之下清朝统治阶层实力的削弱而再度呈现多发状态。那么和明清时期相比，清末的街头抗争有哪些“新鲜”之处，预示了中国社会什么样的走势呢？

与明末相比，辛亥革命前十年的城市民变不只是在事件的数量上惊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末，城市的集体行动事件有新的发展，而且加入了新的要素。在类型上，除了传统型的民变（罢市、罢工、要求加薪、抗税粮与抗捐、粮食暴动、反地方官、罢考、罢课、兵变、反绅商等）之外，清末还有反对新政（包括反对调查户口、反对成立巡警局与学堂等等），反对新式企业、抗洋教案，以及抵制洋货的集体行动事件。

而且清末蜂起的城市民变中，有些看似传统型的民变，其动机则是新的。如不少罢工、罢市与请愿运动，论其动机可以被归类为抵制运动。当 19 世纪末在零星的城市已出现了抵制外货事件，到 20 世纪初，发生了几次更大规模，几乎波及全国的抵制外货运动，包括有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以及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而言，这几次运动更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因为这几次运动在许多方面，如华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觉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反美运动，在学者的眼中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群众集体抗议运动的兴起。因此，这时期的城市群众运动和过去的宗教叛乱、抗租抗粮、农民运动等有相当大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此后的五四运动、学生运动、抵制运动等群众运动。

如果比较明末城市集体行动与 20 世纪初的抵制运动的差异，最明显的特征，是由“区域性”转变成“全国性”。明末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即使有像明万历年间各大城市的反矿税监运动，但是这些事件都是个别独立发生，彼此间并没有串联和一致行动的趋势。相对地，20 世纪初的抵制运动都是动员跨省、跨市、跨区域的集体抗争运动，甚至海外的侨界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全国性的趋势，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报纸与电报的角色功不可没。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于三月十五日先发起的拒俄运动，能够传播开来即靠报纸与电报。在随后短短几天时间内，杭州、苏州甚至香港各界都通电拥护上海拒俄运动。没有电报与报纸，这样迅速的传播在明末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新式有效的传播工具外，更有效率的新式社团组织的出现也发挥了强有力的动员组织作用。明末的城市集体行动少有上万人参与的事件，但 20 世纪初的抵制运动规模明显大了很多。在罢工方面，清末可以看到多种行业之间联合罢工的形态。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安庆发生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首先由裁缝匠开始，后来波及其他几个行会，包括砌砖匠与木匠”。再者，清末的运动之所以能从区域性转变到全国性，也是因为组织方式与一般民众的利益，已经从地区性事务，转移到全国性事务以及权力的高度集中上。此时期出现的新式社团组织，商人方面有上海的总商会、广东商人的自治会等，其成员数量与组织规模远超过以前的商帮或是会馆公所。此外还有学社与拒约社这样跨阶层、跨职业的社团组织，这是其动员能力能超越明末时期的主要原因。

在参与者方面也可以看到许多“新面孔”，这些新面孔的出现反映近代城市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如商人中有华侨商人与民族企业家的参与，而海外华侨的集体配合抵制更是史无前例。最重要的是参与运动的知识分子成员，其身份属性由明清时期的生员，转变成西式学校的学生。明清时期的集体抗议事件中，生员积极地参与而且领导群众。晚明有生员为主的结社，如复社、几社，到了清代虽然因为禁止而消声匿迹，不过生员仍然未完全放弃。而且更大的结构性因素——科举的壅塞，更促使生员走向街头表达心中的不满。

到清末，生员的角色逐渐由新的知识分子与学生所取代。参与拒俄运动的知识分子，国内包括了京师大学堂与各省大学堂的学生，甚至传统的八旗生员与直隶举人都上书陈情。而国外的留日学生更积极筹组拒俄义勇队，准备赶赴疆场。

如果说拒俄运动中旧知识分子与新知识分子都有参与，到了抵制美货运动中，知识分子几乎清一色都是新式学校的学生了。他们较商人更积极，更有活力，组成的学社不但会联合其他的社团组织，还通过书籍、小册子、标语、漫画进行宣传，用报纸加以攻击，甚至迫使商会采取更实际的抵制行动。从这些抵制运动中，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现代学生运动的身影。

而就商人罢市而言，清末的罢市与传统的罢市最大的不同点，是商人群体自觉意识的增长。明末以来传统的罢市，城市的商人铺户多是被动的。这种情形虽然在清末也仍然存在，但是商人自己通过会馆、公所与商会主动宣传罢市的情形已经成为主流。此外，清末商民的罢市最初主要是反抗政府的横征暴敛，以维护自身的权益，渐渐地除了经济的要求外，还附带反对压迫的政治条件。这类事件的频率越来越高，表明罢市的政治色彩日趋浓厚。

20 世纪初抵制运动的现代性还有别的特征，例如妇女参与度的提升。明清时期只有少数的集体抗议运动可看以到妇女的参与，最重要的就是粮食暴动，而且妇女的角色还是被动的。但是 20 世纪初在女学的兴起之下，妇女主动积极参与抵制运动的程度与日俱增。

除了大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之外，明清时期的集体抗议行动与清末抵制运动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意识形态方面，主要体现为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意识的觉醒。

明清时期处于帝制政体下，民众与士大夫的思想都脱离不了传统的天命观与尊君的思想，在许多集体抗议官府的事件中并未有推翻政权的想法，事件中所反映的群众集体心态反而是正统主义与道德经济。

这样的观念在 20 世纪初还有一些影响，如拒俄运动时，留学生中虽有青年会成员诉诸民族主义，但留学生中赞成者了了。到了抵制美货运动时期，民族主义逐渐茁壮成长，演变到后来又因为清政府的禁止抵制，使得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又刺激了革命派反清的思潮。这样的现代性特征是明清时期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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