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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书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希尔弗斯（Robert Silvers）本周一在他位于曼哈顿的家中逝世，享年 87 岁。在他的带领下，《纽约书评》成为了美国顶尖的文学期刊之一，带来了杰出作家们关于文学和政治深入而富于思辨的文章。

《纽约书评》出版人雷亚·赫德曼（Rea S. Hederman）确认了罗伯特的去世。

创建于 1963 年诞生的《纽约书评》是带着任务来的：提升美国书评和文学讨论的标准，培育政治-文化散文的混合形式。希尔弗斯默默地像传教士一般为这本期刊投入着心血，并最终成为了这本期刊无法分割的部分，同时也让期刊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他和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一直在分担《纽约书评》的编辑工作，直到后者在 2006 年去世。但是希尔弗斯象征了《纽约书评》的神秘色彩，因为他坚持留在幕后，不愿接受访问或者出席公共场合。

“我把自己的名字印到了纸上，其他的我不在乎被人知道。”他这样告诉《Intellectual Skywriting: Literary Politics an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一书的作者菲利普·诺比莱（Philip Nobile）。在 2008 年接受网络节目 Thoughtcast 访问时，希尔弗斯说：“编辑相当于中间人，他应该避免居功自傲，作者才是关键。”

图片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他每天早到晚归。重量级的鸡尾酒派对与他来言是寻找作家和灵感的狩猎场。他和伴侣达德利伯爵夫人格蕾丝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们分享着对歌剧的热爱和一处位于瑞士洛桑的度假屋。后者在 12 月去世。希尔弗斯身后只留下了侄子和侄女。

他无限的激情在为读者服务的出版界找到了出口。当有人要他描述自己的读者时，他曾这样回答：“我真的不太了解他们。”

他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被在他的奉承和“诱骗”下约来的作家手稿环绕之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百老汇表演《边缘之外》（Beyond the Fringe）结束之后拦住了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让他为第一期《纽约书评》写了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小说《马人》（The Centaur）的评论。当撰稿人为期刊写稿的时候，他还会把有关的剪报、事后想法、笔记和深入阅读的建议源源不断地发给撰稿人。

对他来说，在假期里寻找撰稿人已成习惯。在圣诞节早上接到他的约稿电话也并非意外。

大部分作家对他的尊敬快到了害怕的程度。

“他既是一个少有的编辑，也是一个理想的读者，”从 1985 年就为《纽约书评》撰稿的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在 2011 年针对这篇讣告的一次采访中说道。“他不仅满怀同情，而且你知道他会明白你在写什么，而且不会改写你的东西，因为他也非常想成为一名作家（所以明白作家不喜欢什么）。他广泛的兴趣以一种深奥的方式显得不同寻常，好比一个对于很多事物了解甚多的博学家。”

罗伯特·本杰明·希尔弗斯 1929 年 12 月 31日生于纽约长岛一个名叫米尼奥拉的村庄。他的父亲是一名离开曼哈顿享受乡村生活的商人。他的母亲罗斯·罗登（Rose Roden）是早已经停刊的《纽约世界》（The New York Globe）的音乐评论人。作为一名早熟的学生，希尔弗斯 15 岁的时候从罗克韦尔森特的中学毕业，进入芝加哥大学。他上了一个两年的跳级项目，在 1947 年获得了学士学位。

希尔弗斯在耶鲁大学学了三学期法律，没什么激情。1950 年，他参军后被派驻北约巴黎总部的情报图书馆，并在巴黎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Sorbonne and Sciences Po）学习。

在服完兵役之后，他留在了巴黎，和未来的乐队指挥彼得·达钦（Peter Duchin）共住在塞纳河的一艘驳船上。他靠当出版商 Noonday 的代表和世界青年大会（World Assembly of Youth）季刊编辑勉强维生，他也许不知道的是，这本杂志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

认识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带给了他新创刊的《巴黎评论》（Paris Review）的总编职位，当时这是一本混乱而急需编辑指导的杂志。“这对我来说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一份我不需要选择的工作，”希尔弗斯这样向《卫报》解释自己担任总编的决定。

在诺比莱为自己的书所做采访中，普林顿这样评价希尔弗斯：“他很害羞但又难对付，是所有这些喧嚣中的强音。是他塑造了《巴黎评论》。”

1958 年，《哈泼斯杂志》（Harper’s）的编辑约翰·费舍尔（John Fischer）在普林顿父亲、企业律师弗朗西斯（Francis）的推荐下雇佣了希尔弗斯，负责杂志的文学类文章和书评。

在这期间，希尔弗斯因为发掘了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等新作家并推出了主题期刊而成名。最著名的一期是 1959 年 10 月出版《在美国写作》（Writing in America），这期杂志之后集结成书，包含了希尔弗斯不署名的一篇散文。

在那期杂志里，他让文学评论家哈德威克写了一篇关于美国书评现状的深入报道。哈德威克说，美国报纸和杂志里的书评都不温不火、敷衍了事、空洞无物，总而言之一句话：根本算不上书评。她批评的对象主要是《纽约时报书评》。

三年之后，一场排字工人的罢工逼停了纽约的九家主要报纸。

时机再好不过了。

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编辑杰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和他做自由编辑的妻子，以及哈德威克和她的丈夫、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讨论了创办新出版物的提议。他们脑海里文学评论的样本是伦敦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或者普里奇特治下（V. S. Pritchett）的英国杂志《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的文学部分：它得是一个供作家们深入激进讨论思想、书籍、政治的论坛。

当针对报纸的罢工剥夺了书籍出版商们主要的广告渠道后，幻想获得了坚实的基础，爱泼斯坦立即联系了希尔弗斯邀请他当编辑，而他当时正有着类似的想法。

当晚，希尔弗斯和几个同谋者齐聚《哈泼斯杂志》办公室，他们一起研究了成堆的评论书籍，最后编定出了一份理想的评论人名单。

1963 年 2 月 1 日，第一期试发行的《纽约书评》出版后，名单里很多名字都出现在了里面，而且都是免费撰稿的：卡津、麦卡锡、米勒、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欧文·豪（Irving Howe）、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结果十万印刷量全部销售一空。

在极短的时间里，《纽约书评》已经不仅开始盈利，并迅速成为另外两本杂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以及 1945 年创刊的美国版《评论杂志》（Commentary）的竞争对手。不过与那两份刊物不同的是，它的出发点始终只在书籍和出版领域。

2012 年，罗伯特·希尔弗斯在《纽约书评》的办公室内。图片版权：Fred R. Conrad/《纽约时报》

希尔弗斯喜欢那种既观点鲜明又能进行充分论证的文章。1967 年接受《时代》（Time magazine）采访时他说：“我们喜欢让那些有深刻见解的专家去分析一些重要问题。”

他还喜欢留给作家更自由的写作空间，隐晦也好直白也好，不再受大部分美国出版物所强加的一些约束。

1999 年，希尔弗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我们看来，书评这种形式几乎可以用来评论任何类型的出版物、分析任何问题，因为总会有一书是是与此相关的。书评可以从一种批判视角对最紧张的政治问题施加影响。”

多年以来，《纽约书评》以涉猎广泛的文章而著称，这些文章常常只是粗略提到多本书的书名，有时甚至有十几本，进行名义上的所谓研究。

希尔弗斯喜欢给作家分派一些意料之外的主题。发现梅勒在《为我自己做广告》（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一书里评估“天才作家”时把麦卡锡排除在外，他就指定梅勒去评论麦卡锡的小说《群体》（The Group）。在政治评论中也是一样的逻辑，他把麦卡锡派到越南河内，还把不情不愿的奈保尔（V. S. Naipaul）派去参加 1984 年在达拉斯举行的全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1982 年，琼·迪迪安（Joan Didion）和丈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John Gregory Dunne）到萨尔瓦多旅行，希尔弗斯从她那里“骗”来一系列长篇加急评论，全都是关于一个右翼专制统治下的国家的困难局势。这些文章后来集结成了畅销书《萨尔瓦多》（Salvador）。

编辑工作就像是希尔弗斯的特色表演。

2006 年，迪迪安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鲍勃编辑《萨尔瓦多》的方式就是不断督促我紧跟局势变化，还会给我指出文章哪些部分比较薄弱。比如我把一篇文章结尾不够有力的文章交给他，讲的是在回美国的航班上遇到了一个美国新教大学生。也就是说，它只是一段合乎逻辑的旅行经历，而不是可以引起兴趣的结论。”

“鲍勃教我避免这种问题的方法是建议我不要删掉这段（它还保留在文章里），而且要引申这一段，在它的基础上再写回政治局势。“

有爱泼斯坦担任共同编辑、惠特尼·埃尔斯沃思（A. Whitney Ellsworth）做发行人，希尔弗斯在文学与政治争论最为激烈的 1960 年代保住了《纽约评论》。在整个 1960 年代，他就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发行了一系列探索性评论，其中以伊西多尔·范斯坦·斯通（I. F. Stone）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文章最为突出。

杂志跟新左派打成一片，成为了激进派时尚的代名词。1967 年 8 月 24 日发行的那期可以代表它的政治立场。左翼记者安德鲁·科普坎德（Andrew Kopkind）尖刻评论了小马丁·路德·金牧师（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所著的《我们何去何从？混乱还是和谐？》（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一书，轻蔑地认为作者是一个绝望的妥协者；汤姆·海登（Tom Hayden）则写了一篇对美国纽瓦克市种族骚乱的分析，并附了一张教人们制作燃烧瓶的图表。

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希尔弗斯为《纽约书评》引入了一批英国撰稿人，比如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A·阿尔瓦雷斯（A. Alvarez）、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A·J·P·泰勒（A.J.P. Taylor）和克里斯托夫·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他们为杂志带来了一种更加稳重的文学基调，使之看上去不太像是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主导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聒噪式”政治期刊的继承者，反而更像是《爱丁堡评论》等维多利亚时代高贵的王牌杂志。

政治从未完全从杂志的内容中消失。希尔弗斯从一开始就把人权和限制国家权力过度膨胀的需要确定为他的首要关注点，有时还会将其上升到“圣战”级别。支持政治犯和侵犯人权事件受害者的请愿书和短评是该杂志的一个长期特点。

2004 年，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我不认为世界上的某些事情拥有来自自身的必要权威。这包括对于政府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持有的一种重要视角。”

虽然希尔弗斯拥有魔术师般的光环，在《纽约书评》杂志社具有看似神圣的地位，但他也遭到了一些批评。他似乎对年轻作家没什么兴趣，尤其是在 1970 年代。《纽约书评》似乎存在严重的“崇英”（崇拜英国）情结。

虽然《纽约书评》自我标榜为知识分子的竞技场，但它有时很保守，甚至很乏味。同样地、几位作家会一期接一期地连续出现。有一段时间，杂志被调侃为“纽约图书互评”。希尔弗斯对于撰稿人的态度忽冷忽热，时而殷勤地取悦他们，时而又在不做解释和道歉的情况下将他们抛弃。

乔治·W·布什（President George W. Bush）当选总统以后，美国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明显，并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行动中达到顶峰。此时，希尔弗斯将《纽约书评》改造成了一个主要的批评声音。他重新捕捉到了 1960 年代的战斗精神，他的杂志连篇累牍地对政府的外交、战争行为和公民自由记录做出了尖锐的批评。

对于该杂志的重新爆发，斯科特·舍曼（Scott Sherman）在《The Nation》 杂志上表现出了带有一丝震惊的赞赏，他表示，“《纽约书评》以强大好战者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了政治舞台上。”

对于希尔弗斯来说，《纽约书评》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周围的世界环境。自从报界大罢工以来，这份杂志一直保持着它的个性和使命。

希尔弗斯在 2005 年接受《The New York Observer》采访时表示：“我感觉这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因为它很自由，因为你觉得自己有机会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应对一些不可思议的、极为有趣的重要问题。这是人生中不同寻常的机遇，如果一个人不努力对其进行充分利用，那他才是傻瓜呢。”

翻译 熊猫译社 Harry 乔木 刘清山

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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