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全国备案博物馆数量由4692家增长至5788家，这意味着，平均每两天就新增一家博物馆。

2020年全国博物馆举办2.9万多个展览，策划22.5万余场教育活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采取限流措施情况下，仍接待观众5.4亿人次，其中未成年人观众1.3亿人次，“打卡博物馆”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

5月24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5月28日，全国政协召开“推进新时代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双周协商座谈会。为此，今年4月8日至15日，全国政协组织部分委员赴上海、陕西等地进行调研。委员们认为，过去，博物馆面临“有没有”的问题，如今，更多的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1、文教结合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学校

参观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亲手绘制色彩明快的“蝴蝶邮票”，换上职业装体验邮递员的“送信生活”……在深圳市龙岭邮票博物馆，孩子们正在感受“微型百科全书”的独特魅力。作为国内首家建立在中小学校园里的邮票博物馆，龙岭邮票博物馆联合龙岭学校的美术、国学等学科老师，以体验式、参与式学习为主开发馆校合作课程，推动博物馆和中小学教育相结合。

将课堂搬进博物馆，是抽象课程的写实化，相较于书本课程更加通俗生动、具有感染力，能够带领学生感受历史、提升审美。如何增强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是委员们关注的重点。通过调研，委员们认为要推进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相结合，发挥“第二课堂”作用，让博物馆成为孩子喜欢去、长知识、育品德的重要场所。

面对我国博物馆校均、生均占有量不高，且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委员建议，要鼓励部分省区市先行先试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鼓励试点地方的中小学依据与学校特色整合原则、学校项目优先原则、就近就便与公益性原则等与各类博物馆展开合作，同时，“加快博物馆数字化、网络化、叙事化、可视化的智能知识资源库建设，并加大对农村中小学网络化、信息化建设的支持，用数字化手段使博物馆教育覆盖更多农村中小学生”。

如何发挥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和社会服务的功能，也引起了委员们的关注。早在2012年，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就在上海成立，目前已吸纳111所高校参与，每年接待参观人次480多万。作为其成员的山东大学博物馆，是全国高校中唯一的历史考古类国家一级博物馆，在两校区馆藏有文物和标本4万余件。在记录学校历史、传承校园文化、推进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极大作用。

“将高校博物馆放到与高校图书馆、实验室同等地位，提高归口管理层级，纳入高校整体建设体系。”天津美术馆副馆长卢永琇委员建议高校博物馆明确办馆理念，制定多样性收藏策略，提高展览质量、提升运行管理现代化水平和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

2、优化布局 博物馆可以靠特色“出圈”

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的博物馆小镇上，坐落着一个占地500亩，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的建川博物馆聚落。这所创建于1999年的非国有博物馆，以集群式的规模组合，汇聚了抗日战争、红军长征、抗震救灾等32个主题场馆，藏品一千余万件，其中国家级珍贵文物4790件。

打开博物馆创建者樊建川的抖音号，可以看到一位博物馆“发烧友”和他挚爱的故事。在他看来，非国有博物馆若想走进大众的视野，最重要的就是要“足够好玩”，用生动多样的特色展品和主题展厅吸引游客，把思路拓展开来，不仅要记录历史，也要记录当下。

在调研中，生长于乡村、自带泥土气息的乡村博物馆也引起了委员们的关注。它们承载着最原始的家的记忆。腐蚀生锈的锄头、早已泛黄的粮票、笨重的黑白电视机都是其中常见的物件，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时代变迁，是一个村子的“变形记”和“奋斗史”。

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的“黄河稻米文化博物馆”，以原阳大米为切入点，用各类实物藏品展示水稻故事，并设有米酒坊、米醋坊等互动体验馆；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的“原村土布博物馆”，藏有100年前的织机、200年前的纺车，打造了一个结合传统纺织和现代布业的文化产业园；山东省枣庄市张山头村的博物馆不仅有汉墓群出土文物，还有剪纸、泥塑、武术等非遗绝活的现场表演，甚至有90多岁的台儿庄战役亲历老人自发为游客讲述张山头村的抗日故事。乡村博物馆以一种接地气的面貌将地方特色呈现在游客面前，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文化补给。

像这样“有趣”“好玩”，靠特色“出圈”的非国有博物馆、乡村博物馆等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它们反映了行业特点、地域特色、时代记忆，成为现有博物馆体系的有益补充。

乡村博物馆是“记忆的具象化、乡愁的鲜明化和文化根脉的特色化，要站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整体谋划推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杨安娣委员介绍，吉林省启动“吉林印记——乡村博物馆”项目建设5年来，全省共建成乡村博物馆91处，在重塑人民对家乡文化遗产的认识，帮助边境和民族地区群众正确认识民族、族群（家族）迁移史与当地文化的关系，澄清模糊的历史问题、正本清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亚南委员则认为，要优先鼓励设立具有门类特点、行业个性、民俗特征、文化遗产保护等专题性非国有博物馆。

优化博物馆发展布局，改变综合类、历史类传统博物馆数量偏多、专题性博物馆发展不足的现状，成为委员们关注的又一重点。他们建议，要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在“专”和“精”上下功夫，克服低水平、同质化、“千馆一面”的现象。

3、内涵发展 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疫情期间，抖音推出了“在家云游博物馆”活动，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等9大一级博物馆合作，将博物馆珍藏的音视频、VR资料接入平台，通过直播形式引领全国观众欣赏精品馆藏。当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融合，博物馆就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调研组在调研中看到，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博物馆推广应用日益加快，博物馆展览主题更加鲜明，内容不断拓展，博物馆现代化、智慧化水平不断提高。加快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数字化体系建设，推动文物信息资源开放共享，用科技让博物馆“亮起来”，成为新时代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技术赋能之外，也有委员提出新时代博物馆事业要走内涵发展之路，要用新管理理念，加强博物馆研究能力建设，深入挖掘和阐发藏品的当代价值、世界意义，提高展览陈列的知识性、趣味性，让博物馆“动起来”。

“加大资源共享力度，通过建立科研信息管理平台，打通博物馆与博物馆之间、博物馆与社会之间的壁垒，加大博物馆与高校、科研机构、文化企业等合作力度，推动文化与科技、文化与艺术、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侯宁彬提出要提升科研能力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拓宽和优化博物馆国际交流路径，建立健全藏品管理、科技保护、陈列展览、社会教育、文化传播、文化产业等综合交流培训体系。

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王亚民委员在调研和长期从事博物馆工作中发现，博物馆长期“恪守”传统主业理念，对于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作壁上观”。大多数国有博物馆被划为公益一类，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支持；已是公益二类的博物馆，也在积极争取进入公益一类行列。“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是博物馆本身对‘活起来’的信心不足、自主创收能力不足。”他建议用创新机制让博物馆的经营活起来，“落实博物馆从业人员享受科技创新扶持的政策，增强博物馆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动力和活力。”

作为博物馆大国，我国博物馆数量增速和硬件水平已居世界前列，而走内涵发展之路，还需要有人才支撑。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博物馆从业人员规模应在17万人左右。目前全国高校博物馆专业毕业生总数仅达到上述需求的1/10。培养博物馆高层次实践人才的文博专业硕士每年招生500人左右，平均对口就业率仅为49.95%，差距明显。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委员为此有些担忧，他呼吁构建立体化博物馆专门人才培养体系，支持和扶植博物馆学科发展。（记者 俞海萍 本报通讯员 杜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