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尔街日报》12日发表的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了上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的一些细节。

当地时间4月6日-7日，在海湖庄园里，特朗普首次与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在采访中说，他劝说习近平主席在协助美国消除朝鲜核威胁方面采取措施。习近平则耐心地向其阐述了中朝关系的历史，使得特朗普改变了中国可以轻易消除朝鲜威胁的想法。“听了十分钟后，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特朗普说。

为应对朝鲜越来越频繁的核导试验活动，美国上周末向朝鲜半岛附近海域派出了一个航母战斗群。

特朗普还表示，朝鲜不能有核力量和核武器。他说即便朝鲜目前还没有核投放能力，将来还是可能会有。

“目前更为重要的是关注与北京在共同应对朝鲜威胁上的合作。”特朗普说。

在两国元首首次会晤后，习近平主席12日再次与特朗普通话。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两国元首就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愿同美方就半岛问题保持沟通协调。

资料图：驶入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

此外，在汇率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不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去年竞选期间，特朗普曾承诺，当选总统后会立即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但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他表示并不会在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将中国列入这个名单，他说，近几个月来中国并未“操纵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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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会晤。鉴于两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这场“习特会”广受世界关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Yves Tiberghien教授认为，“习特会”是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双边首脑会议，全世界都停顿下来，瞩目地球上两个最强大男人之间的激烈交锋，以及衰落的超级大国与日益强大的挑战者之间的痛苦对抗。

从此前的中美关系来看，这场“习特会”确实意味着一场激烈交锋或“痛苦对抗”。竞选期间，特朗普大肆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上台后，又是与蔡英文通电话，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又是推动“萨德”入韩，刺激中国人的政治神经，可以说为中美关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3月30日，特朗普还在推特上发文，称“下周与与中国的会晤，将非常困难……我们再也不想拥有巨大贸易赤字，也不想失去工作岗位。”31日，他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要求商务部调查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贸易滥用”和“非互惠行为”，并且寻求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具体办法。

2016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3479亿美元，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近70%。特朗普的抱怨和行政命令，显然主要针对中国而发。因此，特朗普必定是带着一肚子怨气，接见中国领导人的。

事实上，美国智库和主流媒体，也没对“习特会”抱有太大期望。他们认为特朗普对中国事务缺乏基本了解，没有明确的对华立场和战略，同时又极度自以为是，不但与媒体关系紧张，而且往往拒绝高级智库的理性建议。简言之，很多人觉得特朗普能不能全身而退都是个问号，根本谈不上构建一套成熟的对华战略。

现在看来，美国智库和媒体有点低估了特朗普团队。特朗普团队对中国领导人的细心接待，对孙辈演唱《茉莉花》、背诵《三字经》的精心安排，与中国领导人的顺利会谈，对中美全面对话机制及“百日计划”的认可，都反映出他们并非鲁莽无知、毫无章法。相反，真正到了节骨眼上，特朗普团队头脑清醒，礼节周到，了解对华事务的复杂性，知道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而是必须寻求合作。

资料图：特朗普可爱的小孙女清唱中国歌曲《茉莉花》

“习特会”确立的中美对话机制，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经济、执法及网络安全、人文和社会四个领域。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定，这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能否化为解决中美冲突的有效途径，但是它们至少意味着，火星碰地球般的中美贸易战争，短期内不会出现；中美双方也不会诉诸单边行动，完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总之，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中美之间应该暂时都不会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但是，未来几年内，中美之间能否由“全面对话”，找到化解经贸冲突的途径，实现深度合作，则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目前，中国在对美贸易中，始终保持着巨额顺差地位，理所当然希望维持现状；美国在对华贸易中，不仅年年陷入巨额逆差，而且由于工厂外迁，导致工人失业或生活水平下降，一直试图改变现状。因此，中美之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美国。准确地说，主要来自决定其对华政策的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将主导着中美经贸关系的中期走向，而在“习特会”创建的全面对话机制之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又取决于三种力量的共同塑造。

第一种力量是美国国内的主流阶层。这些人作为全球化红利的分享者和认同者，主张理性看待中国崛起，希望中美走向合作而非对抗。他们大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要么极度反感特朗普，要么试图改变特朗普。而特朗普作为“草根”代言人，则主要关注如何扭转贸易逆差，如何增加工人就业，因而对主流精英的主张或建议，往往嗤之以鼻，拒绝接受。但是，从“习特会”来看，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背叛”主流阶层，他们在中美会谈中所展现出的理性姿态，所体现出的对中美传统关系的基本认可，都是主流阶层所期望的。

第二种力量是支持其上台的草根阶层。这个阶层在全球化中失去工作，或者生活朝不保夕，怀有深深的失落感。他们痛恨全球化，痛恨支持全球化的美国政府，希望选出一个敢于向体制“开炮”的人，重塑国内外政策，让自己重归中产阶级行列，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就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言人。特朗普上台以后，必须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将美国从高额贸易赤字中解脱出来，并让草根阶层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这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施政纲领，也是主导其对华经贸政策的关键因素。

第三种力量是中国的对美经贸政策。特朗普政府在制订对华战略时，当然会以自身需求作为出发点，但是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实施手段。如果中国以开放、合作的姿态，积极与特朗普政府接触，推动其深入了解中国事务、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团队中的稳健派可能就会占据上风，推动其在对话的轨道上寻求解决冲突的手段。反之，激进派就有可能成为主导，使得对话机制困难重重，名存实亡。

目前来看，美国主流阶层和草根阶层的诉求，都是非常明确的。当这两种诉求相对平衡时，特朗普政府可能就会坚持中间路线，即除非迫不得已，不会采用激进方式解决问题，而是尽量通过经济谈判，挽回对华贸易的颓势。特朗普上任不到三个月，便从“声讨”中国骤然转为“对话”中国，就是这两种诉求大致平衡的结果。

特朗普意识到一味对中国进行“声讨”并不能解决问题

至于中美对话的结果，则取决于美国的“要价”和中国的考量。在当前的条件下，特朗普执政团队面临重重掣肘，且美国不能离开中国贸易的支持，故而漫天要价的可能性不大；而中国将维护主权统一和周边安全视为核心利益，且闲置资本众多、经济体量庞大，在经济贸易谈判中具有一定松动余地。如此一来，中美两国在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中，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较大，出现贸易战争的可能性偏低。

但是，如果美国国内的两种利益诉求失衡，特朗普政府的选择余地就会大大缩减，就必须“选边站”。到时，中美经济对话的难度便会随之升高。此外，即使特朗普政府处境依旧，而如果中国在十九大以后，出于各种各样的考量，不愿或不能在经贸谈判中做出相应的松动，特朗普求助贸易战的机率同样会大幅度升高。

总之，“习特会”应该能够消除中美“擦枪走火”的危险，但是能否驱散中美贸易战的硝烟，还要看美国国内政治及中美双方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