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宜龙老人接受海都记者采访

老人的家距松毛岭红军无名烈士纪念碑有10里山路，因年事已高，他无法到达，海都记者代他向纪念碑鞠躬  

海峡网11月30日讯（海都记者 周德庆/文 黄启鹏/图）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龙岩长汀县松毛岭山脚下的南山镇中复村，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

今年初，中复村88岁的退休老党员钟宜龙，花光毕生积蓄20万元，将祖屋修缮一番，办起了红色家庭展。他要告诉后人和来访者有关自家家族和中复村的红色记忆，更重要的是要告慰长眠在松毛岭一带的近万名红军烈士的英灵。

上世纪50年代，他组织村民在松毛岭收殓了约3000具红军无名英烈的遗骸。每年清明，他都会像祭扫家墓一样，祭扫红军无名英烈。他说：“我想起参加红军的父亲，埋骨他乡，无人祭扫，很心痛，松毛岭保卫战牺牲的红军英烈，都是我的亲人。”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钟宜龙满头白发，腿脚也不利索了，他办起红色家庭展，要换一种方式继续为红军烈士“守魂”。

所有努力，只为告慰像父辈那样的英烈

钟宜龙的家，在中复村长窠头自然村。自懂事起，他就知道自己是“一粒红种”。

钟宜龙出生不到5个月，身为秘密农会会员的亲生父母就被反动民团杀害，是堂舅钟大廷和妻子涂从孜把他抱回家当作养子。之后，养父钟大廷参加了红军并长征，从此再也没有回家。直到1949年后，全家人才知道养父战死在江西。

此外，四个舅舅参加红军，三个音讯全无，而养母涂从孜五姐妹，有四人的丈夫当红军牺牲……悲怆的家族命运，将红色的信仰深深刻在钟宜龙的灵魂里。

“不仅是我家，整个长窠头村都为红军，为苏维埃，牺牲了太多太多。”上世纪80年代，钟宜龙退休后，在全村展开了详尽的入户调查，“乡苏维埃主席钟大波被民团杀害，脑壳被砸烂，是我母亲涂从孜脱下一件衣服掩盖其头部。后一任乡苏维埃主席陈春孜四兄弟参加红军，全部牺牲，一家十二口，连3岁的幼儿都被国民党杀害……”

钟宜龙说，像钟大波、陈春孜烈士，他们都已经没有后人，遗骸还埋在荒山野岭上，“想起他们，我是不是该做点实事来告慰这些英烈，至少应该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这30多年来，钟宜龙为全村红军英烈和红军烈属，整理了3000多份原始资料。据他的田野调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窠头村总人口不到500人，其中为革命牺牲113人，占总人口的1/4，有62户绝户，7姓人中只剩6姓，其中陈姓被灭绝。

现在，他每月退休金大约3500元。年初，他拿出全部的积蓄二十余万元，将祖屋装修一番，办起了红色家庭展。他不会电脑打字，以5元/张的价格，请人将村里烈士和烈属的名字和故事，整理打印出来，张贴在自办的红色家庭展的墙上，“和他们付出的牺牲相比，花掉这些钱又算得了什么呢？”钟宜龙说，所有的努力，只为告慰像父辈那样的英烈。

盼年轻人接力，继续为红军扫墓

82年前的秋天，红军在松毛岭与国民党激战七天七夜，“双方死伤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烈，空前未有。”这是红军长征前在东线的最后一战，为长征转移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

当时，长窠头村是红军战士医疗队所在地。那一年，钟宜龙6岁，吓得不会哭了，“国民党的飞机和大炮，炸得松毛岭都在颤抖，受伤的红军，脸上都是血和泥……”他记得一批又一批的红军伤员，被当村妇女游击队队长的母亲涂从孜和乡亲抬下山。千余名伤重不治的红军战士，被草草掩埋在村里一座叫“青草湖”的荒山上。

红军长征后，母亲带着他四处躲藏，连一件过冬的棉衣都没有穿过，直到1949年长汀解放。

1950年，担任中复乡治安委员和武装委员主任的钟宜龙，带领村里的上千男女民兵，配合解放军在松毛岭剿匪。为了剿匪，他们放火烧山，最终逼出了土匪，却被眼前的另一番景象惊呆：

当年松毛岭保卫战的战场上，红军烈士的遗骸、弹片、弹壳、红军的生活用品，满山遍野，到处都是。“我看着心在滴血，这些红军烈士和埋在‘青草湖’的红军烈士，跟我的父辈一样，他们都是为了这个新中国而牺牲的，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很年轻，没有留下名字。”钟宜龙回忆，他和村民，怀着沉重的心情，挨个山头寻找、收集红军烈士的遗骸，经过几年的努力，收殓了约3000具烈士遗骸，并把他们埋在了红军烈士为之战斗过的松毛岭上。

1953年8月1日，钟宜龙和乡亲，在松毛岭山腰上的319国道旁，建起一座简易烈士纪念碑。从那以后，每到清明，钟宜龙都会买上香烛纸钱，挨个山头祭扫无名英烈。

“我老了，走不动了，年轻人又多出去打工了，像‘青草湖’的红军无名烈士墓群，现在已经是杂草丛生。”钟宜龙说，他希望年轻一代能接过他的班，继续为红军无名英烈扫墓，“千万别忘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