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伦通还在稳步推进中。在金融、资本市场领域，中英之间的互动越加频繁和深入。当前这一进度正在慢慢由中央向地方下沉。

2月21日中英资本市场天津发展论坛在天津举办。天津市副市长阎庆民和伦敦金融城市长庞安竹均表示，天津市和英国伦敦将加强在金融市场建设、航运航空金融、绿色金融、海外直接融资、一带一路基建以及产业转移金融服务等领域中的合作。

政策频频吹风。对于企业而言，更为实际的问题是对于跨境融资，监管层的监管思路和模式有哪些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跨境融资企业该如何降低融资成本、简化流程?市场人士表示跨境融资的相关政策正由分化走向统一。借款主体在境外的企业可借助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降低海外融资成本;借款主体在境内的企业可在上海自贸区的银行或是有离岸牌照的银行申请贷款，这就省去了“保函”这一中间环节，流程更为快捷便利。

脱欧不影响中英长远合作

中英之间的交流越加亲密，在金融领域的互动越加深入。2016年11月财政部发布第八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政策成果，双方共达成在金融服务、产业战略等六个方面共63项成果。2017年1月17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透露，沪伦通在中英双方合作谈判框架下，还在稳步推进。

当前中英合作正在从中央进一步下沉到地方层面。

2月21日，由天津市金融局、天津市外办、英国驻华大使馆、天津市国资委、天津证监局联合主办，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承办的中英资本市场天津发展论坛在天津召开。

阎庆民和庞安竹均表示，天津市和英国伦敦将加强在金融市场建设、航运航空金融、绿色金融、海外直接融资、一带一路基建以及产业转移金融服务等领域中的合作。

阎庆民说，中英两国金融合作进入了“黄金时代”。当前天津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贸试验区建设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历史机遇中，通过双方政府部门、企业和相关机构的合作，提升天津市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效率，希望以伦敦为旗舰店的英国把更多目光放到天津，加强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中英密切合作的当下，引人关注的问题是，退出欧盟是否会对英国伦敦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有所影响，英国本土资本市场的监管环境是否会遭遇剧变，英国金融人才是否会面临流失?而这些问题是否会影响到中英合作的广度、深度和稳定度?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亚太董事谢毅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英国金融服务业所产出的收益仅有20%与欧盟相关，英国也在逐步加强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金融合作，脱欧不会影响伦敦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

同时英国脱欧后，此前在欧盟实施的相关法律将在英国本土两年内保持不变，从长远来看英国的监管制度将会出现不同，但这对欧盟以外的国家而言或是好事，其监管政策将朝着更为友好的方向发展。谢毅解释。

“同时，英国有着全球最大最深的金融人才库，欧盟从业人员占行业的四分之一左右，短期英国金融从业人员不会有太大变化”。谢毅说：“长远而言取决于拖欧后的移民政策和劳工政策，届时其他地区的更多金融人才或将补充到英国的金融人才库中。”

在中英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大趋势下，以自贸区为“旗舰店”的中国将如何更好的吸引来自英国等海外的投资者?

工银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戴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自贸区的一大问题是没有政策洼地，获取政策红利的机会愈加减少。我们在做选择落地到何处时除关注政策之外，更加注重自贸区软环境，譬如以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为例，由于当地监管部门更早地关注租赁行业，更加了解这一行业的发展特点，如今东疆保税港区已是租赁公司的集聚地之一。吸引海外投资者更需要产业的聚集效应，这一软环境的培育和聚集需慢慢积淀。”

解密政策红利 通关跨境融资

中英合作、跨境交易政策频频吹风，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对于企业而言，在跨境融资层面监管层的监管思路和模式有哪些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跨境融资企业该如何降低融资成本、简化流程?

渣打银行中国区主管王永东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跨境融资领域，政策正由分化走向统一。”

据王永东介绍，此前外管局推出的政策遍及经济发达区，有的甚至扩展至新疆，但各地政策差异较大，使得银行在实际推进跨境融资贷款业务上遇到诸多难题。此后央行和外管局将各地不同的细则统一起来。

2014年5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实施细则(试行)》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风险审慎管理细则(试行)》的通知，今年1月11日央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1月26日外管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至此，各地的跨境融资政策实现统一。“跨境融资的企业对此反响强烈。”王永东告诉本报记者。

那么又该如何利用政策红利实现跨境融资?

当前对于在境外的借款人而言，部分企业借助“外保内贷”的方式，即企业母公司在境外或境外的关联公司实力较强，可在境外授信为境内企业进行信用担保，实现贷款。

除此之外通过海外借款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方式。王永东说，从政策红利来看，我国扩大了所有企业的外债规模，鼓励企业通过海外市场借款，企业可直接通过海外银行贷款，这些外债可直接进入国内结算为人民币。

但这一利益核点在于海外借款成本是否过高?王永东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若以1年期的海外资金借贷来计算，将外汇风险敞口锁定，借款成本比境内高0.12%到2%。尽管海外成本略高，但可避开国内银行对贷款额度的限制。

除了外保内贷和直接向海外银行贷款，在海外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通过外债的形式回流国内也是监管层鼓励的一种方式。

但是其挑战是海外投资者对境内企业资质缺乏了解，这直接造成海外发债成本过高。王永东告诉本报：“拿到发改委的‘通关文书’到海外发债的企业，一般资质较好。因为自贸区的银行可直接服务海外市场，因此到境外发债的中国企业可通过此类银行发行债券。同时，也可把境外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的形式卖给中国的投资者和对中国了解的海外基金。通过前述两种方式可直接降低海外融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债的审批流程上，政策也更为科学。“此前外债管理办法都需事先审批，但如今只需事后报备即可”。另一大型银行海外市场部人士对本报表示：“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若有离岸的资本业务，只需在提款前的三日到外管局报备即可。”

借款人在境外可采取外保内贷、直接向海外银行贷款和海外发债的形式筹集海外资本。若借款主体在境内，又该如何利用政策红利闯关跨境融资?

前述大型银行的海外市场部人士说：其一可通过内保外贷，其二可通过自贸区借款。就第二种方式而言，相关政策表示在上海自贸区的银行可直接向境外主体发放贷款。因此若是内保外贷的企业不需通过海外银行筹集资本，只需在上海自贸区或是有离岸牌照的银行申请贷款即可，这就省去了“保函”这一流程更为快捷便利。

业内人士警惕，境内银行需遵守“三法一则”，即有关指标口径及流贷受托支付标准的通知。主要包括《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三种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同时，若企业申请的是并购贷款需要通过银监会的审批。